慶曆六年（1146）起，范仲淹在鄧州渡過了三年一生中難得的愜意時光。解除了機政和邊防重任的范仲淹，在鄧州這一風光秀美的重鎮，在“幕中文雅盡嘉賓”[１５]和諸子隨侍的親情中優閑度過了鄧州之任。在這裏，他的曹氏新夫人還生下了季子純粹，後來成為蘇軾的徐州僚友，他請蘇軾寫下了《范文正公文集序》。仲淹在鄧州，營造百花洲、重修覽秀亭，既是對前任、同年謝絳的憶念，又把這風景如畫的園囿辟為公園而與民同樂。仲淹在鄧州迎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創作高潮，其傑作《岳陽樓記》及許多詩文均寫于鄧州。他還興致勃勃參加了祠風師、賀瑞雪等民俗活動，祈求農業豐收，百姓安居樂業。每到一地，他總把民眾的疾苦安危放在首位。所以當他任滿時，鄧民遮道，仲淹也頗願留任，遂得再任。范仲淹身後，鄧人在州治建“景范樓”，在百花洲建范公祠，紀念這位名臣在鄧州留下的政績與遺澤。

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移守東南重鎮杭州。在赴任途中，他最後一次在鄉郡姑蘇逗留，決定創辦范氏義莊。作為元老重臣，這年七月，又擢官禮部侍郎。儘管他未能如唐宋賢守白居易、蘇東坡那樣在美麗的西子湖畔留下令人讚歎的白堤、蘇堤，但他首創的救荒模式，卻在中國經濟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皇祐二年，兩浙路爆發大饑饉，杭州災情尤重。仲淹一改開倉濟民，賑濟流亡的常規辦法，而是縱民出遊競渡，力倡公私興工造作，獨創以工代賑，募民興利的救災新模式。另外，他又抬高糧價，廣泛吸納糧食湧向杭城，導致糧價大幅回落和人心穩定。這種擴大消費，刺激生產，增加就業機會，興辦公共設施和工程項目，組織災民自救；與運用價值規律調節糧價雙管齊下的高明措施，保證了杭州“民不流徙”[１６]，安然度荒。皇祐三年，范仲淹移知青州，與富弼交政後，又逢河朔饑荒，范又成功地將這種管子發明的輕重之術發揮到極至，一舉三得，既平抑糧價，又免支移之苦，還幫助州民渡過青黃不接的艱難時光。這充分體現了范仲淹的過人膽識和行政智慧。可惜，皇祐四年五月二十日（公元1052年6月20日），這位傑出的政治家在移守潁州的途中病逝於徐州。范仲淹“智謀過人遠甚”，“文武兼備” [１７]，無論在朝主政，出帥方面，均系國之安危，時之重望於一身；即使在擔任地方官的時候，也是殫精竭慮，鞠躬盡瘁。作為宋學開山、士林領袖，他又開風氣之先，文章論議，必本儒宗仁義；以其人格魅力言傳身教，一生孜孜於教育事業，悉心培養和薦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園未立”[１８]，居無定所，臨終又《遺表》一言不及私事。他不凡而短促的人生，譜寫了“先憂後樂”的時代樂章。

（二）

范仲淹生前故後，士大夫對他表示了一致的推崇，絕非偶然。王安石譽之為“一世之師”，“名節無疵” [１９]，司馬光稱其“前不愧于古人，後可師於來哲” [２０]；黃庭堅論定為“當時文武第一人” [２１]，王十朋更褒為“此志此言高孟軻”，“見公端似見周公” [２２]；朱熹也評為“本朝第一流人物”；元好問亦推為“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２３]的聖賢。范仲淹的影響，也超越了時代和國界，如日本著名景觀“後樂園”，即由朱舜水取范仲淹名言而命名。近代以來，范仲淹研究成為一門顯學，絕非偶然。范仲淹憂先樂後的風范，剛正不阿的品格，自強不息的意志，愛國憂民的信念，淡泊廉素的作風，泛愛樂善的胸懷，博聞廣知的學識，文武全才的智慧，豐富多彩的生活情趣，構成了他“粹然無疵”的完美人生。

范仲淹留給後人的學術論著、詩文不算很多，但其影響卻歴久而彌遠，深刻而驚世。趙宋王朝雖然在內憂外患中支撐了三百二十年，但卻創造了封建時代最為興盛的精神文明，在當時世界也居領先地位。朱熹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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