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思慮周全，踵事之密，確有過人之處。不僅在處州留下了一項興修水利的仁政，使處州山田“灌溉有序，民食其利”[５７]。而且，其護堰保閘的《堰規》，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爭水糾紛，直到二十世紀中期，因爭水而引起的大規模械鬥之事仍時有所聞。八百餘年前的古人范成大已預為之立下一定之規，其思遠慮深令人欽佩。但更重要的是：《堰規》詳盡而細緻的規定，猶如不成文法，克服了水利工程旋修旋廢之老大難頑症。成大非凡的吏治於此可見一斑。《堰規》刻石二十條，因年代久遠，今已蕩然無存，但賴《堰志》一書，留傳至清。李遇孫《栝倉金石志》卷五據以收錄，八百餘年前的佳話賴以留傳至今。元人葉現稱賞《堰規》為“鳩工有規，變程有法”；[５８]清人王尚賡（號雲舫）跋云：“〔麗〕西之通濟，水利最大”，成大“刻規立石”，“後之濬汙通塞，實賴其法”。[５９]所言均為實錄，確非虛譽。李遇孫跋還說明了“《堰規》凡二十條，今除去《堰山》一條”的原因。當時“用木篠築成堰堤，取材於山，攔水入堰。自開禧元年（一二○五）郡人〔前〕參政何澹築成石堤”後，請有司批凖將樵採之堰山據為家山，故除去《堰山》一條[６０]。這個據山為己有的何澹，在“慶元黨禁”中成為韓侂胄禁道學的主要幫兇而得以發跡，除參加政事而知樞密院事兼參政，但嘉泰元年（一二○一）即罷知院。開禧中，居鄉仍占山為物業，與成大悉心興辦水利，造福一方適成鮮明對照。
成大又因處州“帶郭浮橋，歲久弗茸”；遂“造舟為梁，聯以鐵綆”。新之以便民跋涉，橋命名為“平政”，橋亭則名之曰“知津”。“又得廢浮圖之田五十畝於縉雲，以其租屬亭”；為“歲時治橋”之費[６１]。成大親撰《平政橋記》並銘，又有《橋規》，宋時均刻石，惜今《橋規》已佚。
成大在處州僅數月，卻興義役，浚通濟渠，修平政橋，且定下經久之規，深得民心。處州百姓列其入名宦祠奉祀[６２]。
乾道五年五月，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並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說書多以卿監兼，以郎官兼者僅王十朋、范成大等三人，殆異恩殊典也。歲末，擢起居舍人兼侍講；次年五月，又進官起居郎[６３]。
范成大立朝最值得稱頌的一件大事是：乾道六年（一一七○），為改變使孝宗感到極為屈辱難堪的離座起立受書禮及請歸河南故地，成大出使金國。不畏強暴，在劍拔弩張的金廷猝發私書，力爭國體；雖未能如願以償，但這種主動請纓的勇氣，以國事為重的忠貞，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氣節，卻受到當時宋、金朝野的一致讚揚，也得到孝宗的信任和好感。此後成大宦運亨通，步步高升、卒至兩府大臣，實肇始於此。
隆興和議，未能變更離座起立受書之禮，使孝宗極為難堪，時相虞允文議遣泛使乞請改變並請河南皇室陵寢之地。但在宋金外交史上，只有賀正旦或告喪、賀新主等才遣使，無故遣泛使被視為挑釁，使者非殺即拘，凶多吉少。當時虞允文推薦著名史學家李燾，燾以“丞相殺燾”為辭。成大則勇於任事，慨然請行。行前，成大即安排了家事，作好不歸的充分準備。由於在國書中只寫請歸陵寢地一事，此次出使的主要目的只能靠成大私書發之，更是犯金之大忌，幾遭殺身之禍。楊萬里以極冼煉的文字稱：成大“仗漢節，使強虜，即其庭伏穹廬不肯起，袖出私書，切責之。君臣大驚。”[６４]成大在“守吏微言有議留使人者”的客館賦詩詞以明志。其詩云：“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漚浮！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方按：音否）？”其詞略云：“萬里漢家使，雙節照清秋”。“袖裏天書，眼底關河百二，歌罷此生浮。惟有平安訊，隨雁到南州。”[６５]可見成大北行已有視死如歸的非凡決心[６６]。
使還，成大被任命為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及實錄院同修撰。六年十一月，兼侍講，時張栻亦為侍講。次年三月，除外戚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朝論譁然。張說无才又超遷，因近習而膺大用。張栻切諫，范成大久不視草，周必大不草答詔，莫濟不書錄黃；台、諫李衡、王希呂交章疏論，可謂朝議藉藉。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范成大，他繳納詞頭時勸諫孝宗說： 門官“驟寘二府”，猶如“州郡以典謁〔門〕吏為倅貳，觀聽如何？”義正辭嚴，次日，罷說除樞筦之命。不久，成大又論不當召佞倖宋貺，緣此二事，不安於位，求去，於八月五日除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據說成大與張說有私交，但不以私誼妨公事，是非分明，則尤為可貴[６７]。正如石湖在任所草葉衡起復製詞所云：“體國忘恩，或不能掩義。”[６８]
乾道八年十二月七日，懷着對“驂鸞仙去”勝景廣西邊陲的美好向往，成大笑慰談瘴色變親友的擔心，怡然就道，赴廣西帥任。開始了他長達十年之久，走遍當時南宋疆域四至的方面大員生涯，這也是他人生中閱歷最豐富，創作最出色的輝煌歲月。正如張鎡詩所稱：“事業文章兩足尊，南北東西曾遍歴。”[６９]赴任途中歷時三月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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