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洪適的舉薦，紹興三十二年（1162）春，成大來到南宋行都臨安府（治今浙江杭州）任京官，與適之兄弟——洪遵、洪邁也結下不渝的情誼。前一年在姑蘇守闕待選時，為知府洪遵撰寫了《思賢堂記》、《瞻儀堂記》；是年，洪邁使金，有詩送行、迎歸，但洪邁卻辱命而歸，有失成大之期許。隆興元年（1163），禮部貢試，翰林學士承旨洪遵知貢舉，成大為點檢試卷[５１]，（俗稱小試官，北宋梅堯臣亦嘗任此官。）樓鑰、王阮是科進士及第，其後均對范成大推崇備至。

對“靖康之耻”和“平江屠城”有切膚之痛的范成大，對主戰的愛國士人有愛屋及烏的親近感。他在此前後曾上書取得“采石大捷”的虞允文，向他表示敬意；又上賀啟致元老重臣張浚，慶賀他的復出。主戰名相陳康伯罷相出判信州，成大賦《晝錦行》壯行，譽他為北宋名相韓琦，期許他再入朝執政。二年後，對他的去世表示了誠摯的哀悼，有挽詩二首。與請斬秦檜而享重名的胡銓有詩唱酬，對他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成大因其岳父魏信臣的關係，與主和派魏良臣（信臣弟）關係頗親密；湯思退則秦檜餘黨，但由於乃石湖第進士時的同知貢舉，因師生關係亦颇密切。也許正是處在兩大陣營夾縫中的尷尬，使成大在隆興和戰的政爭中幾乎沒有發表什麼意見。但成大絕非依違于和戰兩黨間的騎牆派，他有自己的操守和主見。他在這二年中，先後任編類高宗聖政所檢討官，兼敕令所，上條陳論時弊十事。除樞密院編修官，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初為館職。在臨安，成大詩作幾無政治題材，多賞花、遊園、宴會及朋友間唱酬之作。唯一的亮點是：在抗議和反對孝宗信用近習龍大淵、曾覿的浪潮中，成大義無反顧的支持了他的兩位摯友——周必大、陸游因反對龍、曾而去國，成大向他們表示了自己的支持和同情。

乾道元年（1165），成大兼國史院編修官，遷著作佐郎；二年，擢尚書吏部員外郎，旋被言者以超遷論罷，與宮祠，返故鄉。乾道三年十二月，成大被任命權知處州，於次年八月抵達任所[５２]。這是成大首任親民官，在任雖僅數月，政績卻值得大書特書。今僅舉其犖犖大者：四年五月，召對，成大上三疏：其一為《論日力國力人力》，日力謂惜寸陰，國力乃資用，人力指思慮智術之所及；其二為《論慎刑》，大抵乞令囚“自通重情，以合其（責狀）款”；務使“伏辜者無憾，負枉者獲伸”[５３]。即不枉不縱。其三為《論兵制》，指出當時“法意中弛，戎備久缺”；“簡閱未精，營伍未立”之弊。克服此弊，則“人材可恃”，“紀律可行”，才能成軍隱然[５４]。這不僅是成大切中時弊之論，也成為他日後歴宦州郡，膺寄方面的施政綱領。

其一，他在處州力倡義役。其法，民戶按物力高下出田產錢物以助役戶，以免執役時遭破家之患。役法乃宋代政爭之大端，北宋行差役法，王安石變法改免役法，元祐更化，司馬光廢罷新法，復行差役，當時蘇軾等也認為鲁莽滅裂，主張免役法有其合理成份。至南宋初，役法擾民之弊已達極至。誠如乾道三年十月臣僚奏疏中所論：“有弓兵月巡之擾，有透漏禁物之責，有捕獲出限之罰，有將迎擔擎之差，有催科填代之費，有應副按檢之用，有承判追呼之勞”；令執役者無不破家喪產。而“大姓猾民〔為〕避免賦役”，常與“人吏鄉司通同作弊”，詭名析產，“將一家之產”析為“女戶五七十戶，凡有科配，悉行蠲免。”[５５]這種情形，較之北宋熙豐變法前有過之而無不及，范成大倡導的義役與王安石的免役法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由於執行過程中有攤派之弊，且又強令原行助役之官民、僧道重複出錢等，遭到一些人的反對。這僅是執行過程中的偏差，但其立法的本意是使鄉民貧富互助，不為不善，故不僅兩浙路行之既眾，且江南東、西路、福建路等处亦仿效行之[５６]。處州義役之爭的實質是：差役法時，吏緣為奸；義役法行，其無所措手，故造為譽論，欲敗成謀。結果乃差役、義役並行不悖，由民自行選擇，庶幾法意完備。

其二，則興修通濟堰，有《堰記》記其事；又確立《堰規》二十條，手書刻石，以永其傳。關於此事周必大《神道碑》有極為生動真切的記載：

    處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于松陽、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里外，溉田二十萬畝。溪遠田高，堰壞已五十年。公尋故迹，議伐大木，橫壅溪流，度水與田平，即循溪疊石岸，引水行其中。置四十九閘以節啟閉。上源用足，乃及其中，次及其下，而堰可復。議定，官為僱工運石，命其旁食利戶各發丁壯，分畫界至，以五年正月同日興工，四月而成。水大至，如初議。適公被召，躬往勞之。父老歡呼曰：“堰成，公忍去我耶？”公曰：“吾能經始，安能保其無壞！”

    為立詹南廟，作《堰規》，刻石廟中，盡給左右山林為修堰備，至今蒙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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