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分三级进行:乡试、省试、殿试。乡试即州郡进行的考试，将本地考生选拔到朝廷礼部贡院参加省试。各地考生人数多少不等，差距大者乃至上百倍，但无论多少，朝廷分配给各州郡的录取指标——解送朝廷的“解额”，在一定时期内却是相对固定的。如治平年间欧阳修言：“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至东南十倍假借之矣。”^{［1］（卷17）}显而易见，在一场乡试中，应举的人越少，竞争对手就越少。事关考生个人利益和州郡集体利益，因此乡试的基本资格——是否在本地有户籍，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要害是防止外地人在本地应试发解，占用本地解额。

由此可见，下至个人，中至地方政府，上至朝廷，三者的利益都对科举制中的户籍资格提出了要求。本贯应举之制始自唐朝。开元十九年敕“诸州贡举皆于本贯籍分明者，然后依例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县即使催科，不得递相容许。”^{［2］（卷76）}高承因而指出：“然则贡举之用乡贯，自明皇始也。” ^{[4]（卷3）}宋代予以继承和发展。开宝五年十一月，宋太祖下诏：“诸道举人，自今并于本贯州府取解，不得更称寄应。如化外至者，先投牒开封府，奏请得旨，方许就试。” ^{[4]（卷13）}诏令规定了三项内容：一是考生一律在有户籍的本贯州府参加考试；二是不准以寄居他州的名义应试；三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在其基本原则指导下，科举制中的户籍要求贯穿于科举的全过程，形成了科举户籍制。在此，有必要将两宋各朝相关制度列述于下。

应试考生报名，要向州府递交状纸，上列姓名、乡贯、三代情况等内容。地方官据此进行审查，其中乡贯的户籍要求很严格。据《贡举条例》，仅有户籍还不行，须实际居住在本贯才合格，“虽有户籍久离本贯者”，则要有命官担保方可。在开封府应举的户籍规定更严，天圣七年改为须有户籍七年以上并实际居住“即许投状”，户籍不足七年、不住开封者，“不在接收之限。”^{[5]（15之7至8）}地方官因负连带责任，一般是慎重对待的。如南宋时，宝庆府收到邓杰兄弟投状“乞行收试”，自称三代居住于本府邵阳。知府胡颖审查后提出疑问：既是三世居住此地，为何多年来无应试记录？邓杰答辩云：高祖以来只是农民，至父辈始读书应举；曾于嘉泰年间就试，被士子攻讦，经转运司审理，裁定下本府收试；但因疾病或服丧，一直未能应试。胡颖反驳道：岂有四十年来一直居丧、养病？“此说不通”。为慎重起见，令府学审议。结果士子们纷纷上书揭发其妄冒。胡颖要求他向转运司陈请，由转运司调查是否曾在外地应试。但邓杰并未照此办理，令人生疑。胡颖下判词云：“殊不思户籍既未明，非特本府不敢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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