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的冒贯开封府现象，宋政府于元祐七年撕下以往温和的面纱，痛下狠心：“诸举人诈冒开封府户籍取应者，杖一百，许人告，赏钱五十贯。虽已及第，并行驳放。保官及本属官吏、耆乡、书铺，知情并与户籍令诈冒者，并与同罪。同保人并殿二举。”[4]（卷474）此令刑罚加重，涉及面增广。一是动用了肉刑，犯者决杖一百，此法实际上对冒贯者在仕途上判处了死刑，因为受过官刑者不准应举。二是启动为敦厚风俗轻易不用的允许告发制度，并重赏五十贯钱，以毒攻毒。三是追咎既往，冒贯及第者取消资格。四是加大株连范围，不仅保官、有关地方和部门官员受牵连，相关的耆长、乡书手、书铺、知情人以及为其办理户籍手续者，一律同罪处罚。其中所言的书铺，是宋代的公证机构，报考办理户籍必须经过书铺公证。“自来诸路举人于开封府冒贯户名应举，计会书铺行用钱物，以少约之，亦不下六、七千。”［17］（28之8）意思是办理一个冒贯应举的公正手续，至少需要花费6至7贯钱，显然主要是用来行贿。因而书铺要受处罚。五是同保举人连坐，予以停止两次科举的处分。对冒贯沿边州军者，也动用了肉刑。沿边地区往往地旷人稀，文风不振，应举者少，常有士子前往冒贯应举。乾道年间曾立法：“非本土举人，往缘边久居或置产业为乡贯者，杖一百，押归本贯。”[5]（16之20）可谓严刑峻法。
二、加强州县学校教育及贡举职能。
如果说打击冒贯现象是治标之举的话，那么使“士皆土著”便是治本之策。为此，宋政府加强了州县学校建设。“庆历新政”期间，参加政事范仲淹“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宋仁宗令修订《贡举条制》。经大臣会议研究后，宋祁等人向皇帝指出：“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其主导思想即强调教育和选拔人才过程中注重德行，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须让士子在本地接受教育，由地方官考察其言行。宋仁宗批准了该方案，遂诏诸州县立学，并具体要求“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7］（卷155）也即不经州县学不得应举。由此掀起了宋朝第一次兴学高潮。庆历四年，在各地建学的基础上，朝廷规定七种人不准入州县学，第五种人即“籍非本土，假冒户名。”[4]（卷147）具体地落实了改革的初衷。虽然“庆历新政”推行不久即宣告失败，但各地学校却建立起来，有关指导思想对以后的两次兴学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三舍法”即是具体体现。
绍兴十七年，还恢复了“乡饮酒举士法”：“以举人多冒贯，命州县每三岁行乡饮酒以贡士。”所谓“乡饮酒”是古礼。古时乡学三年业成，地方官考察其品行、学业，将优秀人才推荐于君主。届时由乡大夫作主人为其饯行，有一套饮酒礼仪，故称“乡饮酒”。恢复古制的目的仍是让“士皆土著”，以便掌握其真实的德才情况。由于操作起来诸多不便，又于绍兴二十七年宣布罢去。[7]（卷30，卷31）毕竟，一味复古多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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