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情况为此打开了缺口。宋代盛行游学，即士子们或感到本地教育不发达，或有意追求更高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离开家乡，负笈远行，到文化发达的地方求学。至科举之年，由于关山迢递，或时间关系不能按时返乡，或身体、经费原因难以成行，如不在所在地应试，便失去了三年一次的机会。朝廷制定的有关法令中，充分体谅到这一客观现实，留有余地。景德二年的诏令中即指出：“有乡里暇远，久住京师，许于国子监取解。仍须本乡命官委保，判监引验，乃得附学。发解日奏。”[8]（卷30）在京师者，有本乡官员作保人，经国子监官员审查后可以入国子监应试；如得以发解，还要上报朝廷听候裁决。景祐初对京师之外的同类人员又作照顾：“士有亲戚在本州，或为发解官及侍亲远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转运司类试”，是为各路的“别头试”，又名“漕试”。［７］（卷155）如四川人苏过，19岁时随同身为知州的父亲苏轼在杭州，便是在两浙路别头试中发解的。[7]（卷338）平心而论，这些规定合情合理，有利于选拔人才，也有限制和保障措施。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却为钻营者提供了机会，致使“异方游学，多冒籍甸内（即开封府）”，[10]（卷11）“游学在外者，往往贯其籍以试”。[11]（卷7）冒贯之风，遂泛滥于世。

请看两浙秀州华亭县的例子。华亭县自天禧二年（1018年）至宝祐元年（1253年）凡235年间，共出进士113人，其中用开封贯者15人，用拱州贯者1人，用建州贯者2人，用眉州贯者2人，用泰州贯者2人，用镇江府贯者3人，用临安府贯者2人，用平江府贯者3人，用湖州贯者3人，用衢州贯者1人，用通州贯者1人。总计用外地户贯者35人[12]（卷中），占总数的28．4%！

明州也是如此。宋代明州中进士用开封贯者26人，用拱州贯者1人，用齐州贯者5人，用和州贯者3人，用泰州贯者1人，用镇江府贯者1人，用福州贯者3人，用泉州贯者1人，用兴化军贯者2人，用湖州贯者3人，用绍兴府（越州）贯者2人，共48人。[13]（卷10）

以上两州县的例子中，不能排除祖籍在当地、但实际已迁往外地者，而地方志为炫耀乡里、激励后学，仍算作本乡人。但是，更多的恐怕还是冒贯。另一突出现象即冒贯最集中的地方是开封。咸平元年榜就是典型例子。当年共放进士51人（其中高丽附贡1人），开封籍者就有38人，占总数的74．5％！宋人因而发出疑问：“不应都人士中选如是其多，疑外方寄名托籍，为进取之便耳。”［８］（卷３０）虽说是怀疑，其实正是事实，原因是“进取之便”。具体讲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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