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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宦官权势的削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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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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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陛下圣虑及此，社稷之幸！[6]
靖康之祸是一场宦官之祸，这个说法虽然并不确切，可是南宋的士大夫普遍这样认为。他们一再上奏劝告宋高宗，宰相赵鼎讲得比较简要：
政（和）、宣（和）之祸，流毒至今，不可不戒！[7]
给事中兼侍读胡安国说得比较具体：
崇宁以来，奄寺得志，用王承休故事而建节旄，用李辅国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权，用龚澄枢故事而为师傅。[8]
王承休是前蜀的内侍，居然官至天雄军节度使；龚澄枢是南汉的宦官，竟累官内太师。宋高宗曾陷身金营，并险此被金军俘获，随同其父兄北上。他不用劝告，一即位便表示：
朕将规复旧章，不以手笔废朝典，不以内侍典兵权。[9]
宋高宗听说“士大夫有阴结内侍者”，立刻“既骇且怒，以谓此风浸不可长。”[10]他在建炎元年（1127）十月，下诏规定：
今后两省使臣不许与统制官、将官等私接见，往来同出入。如违，追官勒停，编管远恶州郡。[11]
这类规定如果严格加以执行，在南宋人看来，“尤足以惩崇（宁、大）观之积弊，而去靖康之乱根也。”[12]可惜并未及时兑现，以致当时人叹息：
建炎以来，此徒复炽。[13]
苗刘之变固然是一次兵变，但由宦官跋扈所激成。内侍康履、蓝珪曾任康王府都监，并主管机宜文字，与宋高宗的关系相当特殊。他们“以藩邸旧恩用事，颇勿诸将。”[14]特别是康履，“有轻外朝心”，“尤妄作威作福”，对武将大耍威风，甚至“踞坐洗足，立诸将于左右。”苗傅、刘正彦对此愤愤不平，他发动兵变理由便是：
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主者皆得美官。[15]
苗、刘公然称兵作乱，强迫宋高宗退位，逼迫孟皇后垂帘，拥立年仅3岁的皇子为皇帝，改元明受。苗刘之变因而又称明受之变。靖康之祸，宋高宗虽然受惊，可是毕竟幸免于难；明受之变，时间尽管短暂，然而宋高宗身罹其祸。无怪乎兵变平定后，宋高宗刚复辟便在建炎三年四月下诏：
自崇宁以来，内侍用事，循习至今，理宜痛革。
并强调：
自今内侍不许与主管兵官交通、假贷、馈遗、借役禁军、非所管职务擅行移文取索、贴占屋宇、乞提领外朝官职事、干预朝政。外朝非亲戚亦不得往还。如违，并行军法。[16]
此后，大臣们一旦发现宋高宗放纵宦官，立即直言极谏：
明受之变，起于内侍。覆车之辙，不可不戒！[17]
整个南宋时期，一提起靖康之祸与明受之变，统治者真可谓谈虎色变。这两大事件到淳熙年间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吏部侍郎李椿仍喟然长叹：
汉唐勿论，靖康、明受之祸未远！
宋孝宗“闻靖康、明受语”，马上回答道：
幼亦闻此。
他心有余悸，“蹙頞久之”。[18]总之，对于南宋统治者来说，削弱宦官权势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二、前后两省合而为一
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宋高宗亲自下令，将违法宦官李絪因押赴浔州（治今广西桂平）编管。宰相赵鼎当面奉承：
陛下于近习，不少假贷如此！
宋高宗不免自鸣得意：
小事便须绳治，无使滋长。
赵鼎继续吹捧：
如此必不至如童贯之典兵、梁师成之预政。
宋高宗又加以引申：
童贯、梁师成岂是一日至此？要在不可假以事权耳！[19]
类似的话，宋高宗说得不算少。他一再向大臣表白：
朕宫中小黄门数十辈，备扫除、趋走而已。近上者亦有数，未尝假以权也。
朕今在宫中，都知、押班、御药素号最亲密者，非时未尝见，见未尝不正色。[20]
此外，诸如“此曹何足惜”、“何尝假借此曹” [21]之类，不胜其举。《宋史》卷166《职官志六·入内内侍省》称：
中兴以来，深惩内侍用事之弊。
对宋高宗及其后继者防止宦官专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些说法无疑言过其实，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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