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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宦官权势的削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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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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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皇的宋高宗并“颇有宠”，因而“恃恩专恣”。宋光宗时，陈源失势之后又东山再起，甚至敢于“离间君亲”。宋宁宗时，王德谦之跋扈又非张去为等人可比，他“骄恣逾法，服食拟乘舆”，“为人求官，赃以巨万计”。[68]南宋时期权势最为显赫的宦官，无颖要算宋理宗后期的董宋臣。他“声焰薰灼，其力能去台谏，排大臣”，[69]外号人称“董阎罗”，与宰相丁大全狼狈为奸，“有司奉行惟谨”。人们不禁哀叹：
方今事皆丁董！
直舍人院牟子才愤慨地说：
董宋臣辈引诱坏陛下！
并作《高力士脱靴图》。董宋臣见图大怒：
口说尚可，乃画此死模活样乎？
他拿着图卷，向宋理宗告御状。宋理宗却说：
乃骂汝，非骂我也。
董宋臣解释道：
彼谓陛下为明皇，阎妃为太真，臣为力士，而以太白自居。
宋理宗因而“不悦”，[70]牟子才被贬官。监察御史兼说书洪天锡也曾反复上疏弹劾董宋臣，并且不惜丢掉乌纱帽。据《宋史》卷424《洪天锡传》记载，他说：
臣留则宋臣去，宋臣留则臣当斥，愿早赐裁断。
但其言“不果行”。此传称：
终宋世阉人不能窃弄主威者，皆天锡之力，而天锡亦自是去朝廷矣。
“皆天锡之力”，显然属于夸大之词。洪天锡“去朝廷”，则是事实。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南宋宦官不令管军的制度执行得相当严格，而宦官不许干政的原则并未完全落实，以致南宋宦官领兵、监军者虽无，议政、干政者却有。其原因究竟何在？关键在于宦官干政是封建皇帝集权专制制度自身不可避免的痼疾，具体说来有以下3个缘故。
首先，皇帝离不开宦官。最突出的事例是，苗、刘叛变，千钓一发，有官员劝告宋高宗：
中官之患，至此为极。若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
宋高宗的回答居然是：
朕左右岂可无给使！
此后，他反复强调：
朕待此曹，未尝不尽恩意。
对宦官平时严格要求，在其违法时严加惩处，用意无非是“爱而全之”。[71]可见，皇帝与宦官主奴之间相依为命，感情何等深厚。至于宋宁宗尤其离不开宦官，自有其特殊缘故。据说他“不慧而讷于言”，每当金朝使者到来，只能“阴以宦者代答”。[72]岂止皇帝，就连猛烈抨击宦官干政的士大夫如李椿也承认宦官“不可无”，并且一再声明他主张削弱宦官权势，目的之一在于“宦者亦保富贵”。[73]很清楚，宦官干政的现象在封建时代至多只能减少，根本无法杜绝。
其次，宦官善于逢迎。而士大夫则有架子，甚至还要“以道驭君”。朱熹就曾经指出：
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宦者以承顺为事。[74]
难怪人们要把对皇帝逢迎拍马称之为宦官意识或行为了。正是由于在当时人看来，宦者即逢迎，两者是一回事，以致将大将杨存中“多髯而善逢迎”，便获得了一个“髯阉”的外号。当时人解释道：
目存中为髯阉，谓形则髯，其所为则阉也。[75]
换而言之，所谓“髯阉”，即是具有宦官意识和行为的大胡子。有人曾对宋高宗说：
陛下有仁宗之俭慈，而乏艺祖之英略。[76]
在某些南宋人看来，他并不算太荒淫。应当承认，宋高宗在口头上对宦官的惯用伎俩多少有所警惕：
仇士良劝后辈，戒人主不近儒生，不观书，可为鉴也。[77]
然而在建炎三年四月，宋高宗已决定将邵成章召回临安，一听到某些宦官的挑拨：
邵九伯来，陛下无欢乐矣！[78]
他立即反悔。至于董宋臣，则以“逢迎上意”而臭名远扬。他“引倡优入宫”，[79] “以奢侈导上”，因而博得宋理宗宠信，以致干政用事。董宋臣为了取悦于宋理宗，在宫中大设排当即通霄达旦地宴饮。宋度宗时，排当之风相沿不废，给事陈宗礼不禁感慨系之：
内侍用心，非借排当，以规羡余，则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聚几州汗血之劳而供一夕笙歌之费！[80]
再次，皇帝猜疑大臣。精明干练的帝王更是如此，宋孝宗就很典型。他“临御久，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太常丞徐谊上书说：
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81]
尚左郎官杨万里也劝谏道：
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人臣不任责。[82]
这类劝谏虽多，但宋孝宗很难完全听进去，结果依靠贴身宦官，甘昪因此狐假虎威。
只是由于南宋削弱宦官权势的制度比较严密，当时才避免了宦官权势的恶性持续膨胀。官僚集团正是以这套制度作武器，弹劾并击败了一个又一个用事的宦官。如张去为、陈源、甘昪便分别在侍御史杜莘老等、御史章颖等、江西提刑朱熹等的一再抨击下受到惩处。张去为虽然后来重新得到信用，但“至死不复涉朝廷事”。[8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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