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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宦官权势的削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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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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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将其奏疏出示宰辅大臣，宰辅大臣齐声称赞：
子才有忧君爱国之真，无要誉沽名之巧。[40]
宋理宗只得加以笼络，把他提升为礼部尚书。
三是惩治不法宦官。从宋高宗开始，即“严前后省使臣与兵将官往来之禁，著内侍官不许出谒及接见宾客之令。”[41]此后总的趋势是法网越来越严密，这一情况在残存的《庆元条法事类》中有比较具体的反映。按照这部法典，宦官将受到流二千里惩处的不法行为便有以下4种：
诸内侍官辄与外朝官非亲戚往还或出谒接见宾客者；
诸内侍官乞提领外朝官职事，干预朝政者；
诸内侍官辄与见任主兵官交通、假贷、馈送者；
诸内侍官非所管职务，擅行文移，取索贴占屋宇者。
宦官如“因使私贩物”，则处以“徒二年”。[42]有关规定还多，难以一一列举。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规定并非纯属一纸空文。宋高宗不止一次地说，他是这样对待宦官的：
凡有小过失，或略而不问。至于故犯，则必痛惩之，未尝恕免。[43]
干办皇城司冯益尽管是宋高宗的亲信宦官，但宋高宗一听说冯益“交关外事”，[44]很快将他免职。宦官与统兵官交结，更是惩治的重点。绍兴十三年十一月，宋高宗得知宦官郑幵与侍卫步军司统领张守忠交通并接受其贿赂，立即将郑幵除名编管，而张守忠则被贬官。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是宋高宗的爱将，他受到秘书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王十朋的控告：
三衙管军辈与北司深文固结，盗陛下之大权！[45]
所谓“北司”者，宦官之别称也。宋高宗当机立断，“解杨存中兵权”。[46]他在位期间，先后受到惩处的不法宦官，还有李唐卿、王裕为、黄彦节、蒋尧辅等。宋高宗惩治不法宦官，确有一定成效，难怪他敢于炫耀：
朕待内侍加严，故比前犯法者少。[47]
宋孝宗认为，对不法宦官，不能有私心。他说：
人有一点私心，法便不可行。
乾道三年（1167）八月，宦官陈瑶、李宗回因交结镇江军帅戚方并接受其贿赂而受到严惩。宋孝宗因此下诏：
戒兵将官交纳内侍，公行苞苴。自今有违戾者，必罚无赦。[48]
所谓“苞苴”，简单地说，就是塞包袱。宋孝宗以后，不法宦官受到惩处的事例仍然不少，这里姐且从略。
四是不许宦官干政。宋高宗多次告诫宦官：
各恭乃职，勿预他事。[49]
宋光宗在绍熙三年（1192），根据宰执大臣的建议，下诏强调：
中官只令承受宫禁中事，不许预闻他事。[50]
南宋统治者在原则上不许宦官干政，具体说来，大致有下面三个不许。
一不许议政。入内内侍省押班邵成章是宋代宦官中难得的敢于直言极谏的“忠臣”，他在建炎二年正月，上书斥责宰相黄潜善、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必误国”。尽管他“忠”心耿耿并言而有据，宋高宗仍勃然大怒。侍御史马伸替邵成章辩护：
成章缘上疏得罪，今是何时，以言为讳。[51]
邵成章还是被除名，编管于南雄州（治今广东南雄），罪名是“不守本职，辄言大臣。”后来，宋光宗时官至宰相的留正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对此加以肯定，其理由是：
内侍毁大臣，固在所当责。[52]
建炎二年七月，宦官王嗣昌又因“好大言，议国政”[53]而被解职。绍兴五年七月，致仕于四川的宋钦宗朝宦官卢公裔本来可以按照规定返回临安，但宋高宗认为“此人极不平稳”，“今若使归内侍省，必侵预外事”，[54]因而安排他在外地担任有职无权的宫观官。
二不许拟诏。建炎二年四月，宫中有个内侍向宋高宗禀报：
讲读官某敷陈甚善，臣今拟奖谕诏书以进。
宋高宗“却内侍拟诏书”，并气愤地说：
此当出自朕意。若降诏书，自有学士。尔等小臣，岂宜不安分如此！[55]
三不许荐人。为了防止宦官与官员勾结，早在北宋时，宋仁宗便于皇祐元年（1049）七月，下诏明确规定：
臣僚毋得保荐要近内臣。[56]
宋高宗又从另一个方面不止一次强调：
朕何尝容内侍荐人！
内侍引用人才，最害政之大者。此等人便当重置于刑！[57]
宦官郑谌因荐举官员、官员句龙庭实因系宦官所荐，分别在绍兴七年四月、十三年十一月被解职。
四是不令宦官管军。如果说北宋宦官权势受到限制的关键在于宦官不掌机要，那么南宋宦官权势进一步削弱的要害就在于宦官不管军。“不以内侍典兵权”，宋高宗继位之初，立下这条规定，此后很少违反。淳熙八年（1181）正月，宋高宗的亲信宦官陈源被任命为添差浙西副总管，遭到权给事中赵汝愚反对：
内侍不可预军事！
宋孝宗马上表态：
其言极当，甚不易得。
他收回成命，并下诏规定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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