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清代前期江南的劳动力市场 |
 |
时间：2009-7-24 13:51:27 来源：不详
|
|
|
>代中叶以后，由于赋役制度的变革，开始有所缓解。至明代中叶以后，自由度才不断扩大。明代中叶以后，黄册制度瓦解，特别是实行一条鞭法后，将田赋与徭役一律合并征银，徭役银不由户丁分派，而由地亩承担，使“赋税之法，密于田地而疏于户口”④。从此农民就容易离乡离土。到清代，编审制度已不如明代严格，摊丁人地之后，最后完成役并人赋，更不需要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乾隆初，废除编审制度，更无由控制农民流动。从此“熙攘往来，编审不行，版图之籍，莫可得而稽矣”⑤。在传统经济中，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主要来自农民。农民的解禁，也就是这些雇佣劳动者的解禁。人们常用像“鸟儿一样自由”来形容具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实际上清代江南地区早已有了这样的语言。康熙《钱塘县志》说，“四方之民，朝西暮东，如鸟之飞，鱼之游，流寓多于土著”⑥。这种流寓之人，当然包括各行各业的雇佣劳动者在内。这说明雇佣劳动者又获得了在地区之间流动的自由。清代雇佣劳动者包括自由流动在内的人自由的发展，就为劳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二)
从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江南地区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以及城镇经济均有长足发展。这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也是劳动力市场开发和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过程。清代乾隆间，江南地区的城市和大小市镇达五六百个以上，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各种行业数以百计，全面估算在这些城镇和行业中就业的雇佣劳动者，无疑是困难的。现在只能用鸟瞰式的方法，举若干资料，以观其大概。
首先从手工业来看，清代江南地区有全国最为发达的丝织业。据吴承明教授和范金民教授估算，明后期江南丝织业织机最多不过1．5万台。到清代中叶丝织业鼎盛时期，织机总数约达8万台，二三百年间增加了三四倍⑦。这就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徐新吾教授估计，
_______________
① 以上参阅魏金玉、黄冕堂、吴量恺诸教授在《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清史治要》和《清史论丛》第一辑中的论著。
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715常州府部。
③ 《商君书·垦令》。
④ 顾起元《客座赘语》。
⑤ 光绪《富阳县志》卷13。
⑥ 康熙《钱塘县志》卷6。
⑦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370页，《江南丝绸史研究》第203页。
清代前期，南京、苏州、镇江、盛泽、杭州、湖州、双林、绍兴、宁波诸地约共有织机6．89万台，织工约21．32万人①。江南丝织业，一般是“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日夕治丝”②。这类贫者既有大量个体手工业者，又有大量兼业农民，估算雇工人数很难准确，故徐新吾教授注云：“以上材料大多出于估算，仅为反映一个大致轮廓而已。”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发达。棉布、绸缎均须经过染踹加工，增添色泽。明代染坊、踹坊多集中在松江，清代康熙年间转移至苏州。雍正元年苏州织造胡凤翚说，染坊、踹布工匠“总计约有二万余人”③。又据雍正九年另一记载说，苏州“踹匠不下万有余人’’④。这样，苏州染匠也大约是一万人左右。此外，盛泽、濮院诸镇均有丝绸染坊，盛泽镇“业此者约近千人”⑤。这些大都是雇佣劳动者。
乾隆间，苏州有从事对纸张进行刷色洒金的手工作坊33家，共有工匠800余人⑥。
乾隆初年，苏州西南木渎镇，有制酒“烧锅者二千余家”，“日耗米万石”⑦。虽多为家庭作坊，恐亦有不少雇工。
康熙中叶，吴江县陈去病的祖父所开油坊，有“佣作童指千”，雇工百人左右⑧。
其次从商业来看，明代万历间，从方志所载门摊税推算，松江府华亭、上海、青浦、嘉定四县店铺门面至少已达7400间。到清代乾隆间，仅嘉定一县的店铺门面至少在3000间以上⑨。在苏州，从碑刻资料看，康熙间，布商有76家，木商有132家，金铺和金珠铺79家。烛店，道光间有100多家。同治间，银楼有119家，酱坊有86家。这些店铺当然需要雇佣大量店员。康熙间，顾公燮说，“以吾苏郡论，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⑩。这是说在这些店铺就业的人员总共有几千几万。
再次从服务业来看，传统服务业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服务的行业，一类是为生产和流通提供服务的行业。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