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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江南的劳动力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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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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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康熙乾隆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第268页。
④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90—92页。
纸六百张为一工，系计刷数为工，并不计日”，每“月给工银一两二钱。如有勤力多刷者，亦即按工给价外，再给茶点银半分，以示鼓励”①。这是每年工价为银十二两。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乾隆二十年后，苏松常镇一带，米“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至五十年后始涨。“余少时，每白银一两，亦不过换到大钱八九百文，嘉庆元年，银价顿贵。”按此米价、银价推算，年工资为银十二两者，只合米八石左右，年工资六两者，只合米四石左右。其余均在五六石之间。按此与农村长工工价比较，雇主都供应饭食，城乡基本工资大约接近。如果要多得工资，在于“勤力多刷”。如每日多刷二三刀，一年大致可多得半年工资，也只可以养活一个或一个多点的成年家庭成员。工匠多来自农村，农村长工价自然成为城市工匠工价的重要参照系。从养活家庭成员的数量看，无论城市与农村，劳动力与工价之间都是一种差距甚大的不等价交换，这既说明劳动力商品化程度低，又与劳动力供大于求也不无关系。但是这种工价机制却有利于调节城乡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可以避免工资过高，农民大量涌人城市。
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主要可从两方面考察：除劳动力流动的自由程度之外，还有工资水平的整合程度。由于各府州、各城镇的工价资料缺乏，江南地区工资的整合程度如何，难以探究。但从官方文献中，尚可窥见一斑。康熙五十四年，嘉定县知县在该县南翔镇关帝庙内立碑告示：“踹匠工价平色，各字号不得扣克，其增减悉照苏松之例。”乾隆四十年，嘉定县知县又于南翔镇立碑告示：“踹布工价，虽多寡不一，总按布匹之长短、大小、阔狭定价，较与苏郡工价无亏。”②南翔镇是清代踹坊集中之地，这两则资料说明，这里踹匠的工价，清初其增减悉以苏松各地之例为准。乾隆间更明确指出向苏州踹匠工价看齐。官府规定应是按照民间通行做法而定，不是硬性规定的价格一律。这至少说明，踹匠工价在江南地区的整合过程，并且工价有较高的整合程度。其它行业也可能具有类似情况。这也说明了劳动力市场正得到发育。
在现代经济中，劳动力供求与劳动者工资收入、劳动条件等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工会组织与经营者组织之间，按照国家法律与政策来集体交涉、具体商定的。如果协商不成，往往要通过罢工来解决。清代前期，在雇佣劳动者集中的苏州，频繁发生了这种“聚众叫歇”、“齐行叫歇”的罢工斗争。从康熙至道光，踹匠和丝织工匠较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就有十次，此外还发生了纸匠、烛匠、金箔工匠等各行业工人的罢工斗争。这些斗争主要是为了“增添工价”、反对银两“轻平短色”、“克扣工钱”等等。如康熙三十九年的一次，由于踹坊包头克扣工钱，“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这种有组织的群众性的罢工，往往取得一些成效，大都由官方出面，一定程度地满足工匠的要求。如康熙间，官方规定，踹匠的工价伙食，“不许包头多克”。雍正年间规定，纱机和缎机工人在所给工资之外，每年每只织机各发给酒钱一钱，作为常例，使“铺匠相安”。乾隆间规定，对纸匠“按月按工给发”工资，“钱照时价高下”，“坊主不容苛刻短扣”。尽管多数罢工遭到了封建政府的压制和禁止③，但是，这已是一种反政治压迫和反资本剥削的新型斗争。在封建社会中，无疑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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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93页。
② 以上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99—100页。
③ 以上参见洪焕椿《明清史偶存》和《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后记》。
(四)
吴承明教授在《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在历史上有个开始期，即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各种现代化因素开始出现的时期。中国明代中叶以后的明清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时期。清代前期，江南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发育，对城乡经济，特别是对城市经济和市镇经济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起了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为现代企业的出现准备了雇佣劳动条件，并培养了熟练工人，这无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准备。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农村主要是以自给半自给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在城市和市镇，主要是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商人支配生产的经济。这在传统经济中是一种二元经济。与此相适应，劳动力市场也是一种二元劳动力市场。
首先，清代前期的江南地区，为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所局限，农业劳动力向手工业的转移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农户发展多种经营，既可拓宽就业领域，又可增加收益门路，他们中的许多人遂不再单纯从事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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