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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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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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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古事佛者，未尝不乱天下国家。……观其崇佛之虚实，则可以占天下之存亡也”。从这一点上看，在《入燕记》中，李德懋实际上也是以佛教的兴盛，来凸显中华文明之衰微。在清代，朝鲜李氏王朝推行尊儒排佛的政策，朝鲜使臣往往将清朝的奉佛看成是“中州弊俗”，所谓：
中州崇奉太多门，风俗靡然莫识源。
佛宇多于尼圣庙，关公并与梵王尊。
人神杂糅肇何代，金碧交辉不辨村。
近世又闻天主教，观星测海竞波奔。[vii]
除了佛教外，天主教在北京也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清代，燕行的朝鲜使者大多前往天主堂参观，并多留下翔实的记录。六月十四日，李德懋一行于午后前往天主堂，“仰见屋宇如覆釜，周遭尽人物，有一儿眼睛直上，作惊痫之状，一妇人抚摩忧愁，一老翁恐惧攒手，若或祈其不死。四方云气围绕，小儿出头云中者不知其数。屋大抵三楹，而第一楹北壁刻木障如佛幢，又尽画妇人救护病儿之状，上有一白鸟张翼，口吐白气，直射妇人之顶。左右两壁又各设三木障，或画妇人传双翼持戟刺人者，亦有十字架累累悬小儿欲坠，老人以掌向天，若将承之，怳惚幽怪，令人不乐。盖病儿所谓天主耶苏[稣]也。其忧愁夫人耶苏[稣]之母也，西洋人性甚洁，堂中甓上排列红木器贮糠，以承人唾。……”上述的这段文字，对北京的天主堂作了生动的描摹。根据黄时鉴教授的研究，文中提及的画像，第一幅是《天主耶稣降记》，第二幅是《圣母领上主降孕之报》，而第三、四幅则难以辨明。[viii]李德懋等人参观并记录天主堂，除了好奇外，也同样是用以凸显中原异教炽蔓的变局。[ix]南公辙自称“其读经颇有法，读四子专主程朱训，诂经则以程朱义理，参以汉儒注疏”，[x]他认为：“中国实则夷狄，无自而入，邪学之横流，亦由于正学之不明，正学莫先于尊朱子”。[xi]正是因为中国为夷狄所据，正学不讲，所以才会让异教盛行：“利玛窦倡所谓耶苏之教，为吾道之蟊贼，而独我国（引者按：指朝鲜）以礼义之邦，士大夫尊信孔孟，而不为异端所惑。”[xii]正学也就是性理学的价值体系，虽然朝鲜当时处于西学探求时期，但李德懋等人对于西学中的“器”（科学技术）更感兴趣，而对于“理”（宗教伦理）等则颇为拒斥。
朝鲜使者入燕，虽然目的不同，身份也各异，但都非常重视收集有关清朝政治状况的情报，对于统治阶层的一举一动皆相当关心，故此，各类《燕行录》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xiii]如五月二十七日，“朝日，上副使还馆，以为平朝皇帝乘黄屋轿，威仪简率，执仪仗者皆羽笠，诸亲王亦乘轿而从之。二象架大轿前后，若我国双轿而从焉。皇帝见上副使俯伏路旁，轿过，而犹回头熟视焉。面白晰，甚肥泽，无皱纹，须冉[髯]亦不甚白，发光闪烁云”。这是对乾隆皇帝的直接描摹，与中国方面其他的文献记载完全吻合。[xiv]又如，六月十二日，“皇帝近日避暑圆明园，偶看《明史》，命掘宦者王振墓，墓在西山，只有玉带蟒袍、镀金器、真珠灯，而无尸体，盖用曹操疑冢之计也”。[xv]清朝于顺治二年（1645年）设立明史馆，康熙十八年（1679年）开始修史，雍正十三年（1735年）《明史》定稿，乾隆四年（1739年）刊行。此处，显然是对新刊行的《明史》有感而为。再如，同日条下记载：“又木厂卖木之市也，自官家出银给木厂，取其利为宫殿之材，公私甚便。近者木税减缩，皇帝内入木厂私簿御览，则有一外地税官某贷二万金于木厂，非久偿之，载在帐簿，皇帝命详考税官之库，则果无二万金，皇帝大怒，以为脏，籍没家产，并没入其兄弟之财。馆之东邻林姓，如我国之捕校也，籍其家而来，传其言于译官如此”。上述的有闻必录，尽管有的可能是道听途说，但也颇可聊备一说，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从中，亦可反映朝鲜使臣收集中国朝野情报的努力。
在《入燕记》中，最能反映当时政治状况的重要事件是对《国朝诗别裁集》一案的记录。李德懋抄录了弘历的《国朝诗别裁集御制序》，并加小段评论：
沈德潜选国朝人诗，而求序以光其集。德潜老矣，且以诗文受特达之知，所请宜无不允，因进其书而粗观之，列前茅者，则钱谦益诸人也。不求朕序，朕可以不问，既求朕序，则千秋之公论系焉，是不可以不辨。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乱民也，有国法存，至身为明朝达官，而甘心复事本朝者，虽一时权宜，草昧缔构所不废，要知其人，则非人类也。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在德潜则尤不可。且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谦益诸人为忠乎？为孝乎？德潜宜深知此义，今之所选，非其宿昔言诗之道也，岂其老而耄荒，子又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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