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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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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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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史料探讨盛清时代的社会文化，似乎便是一个颇可着力的侧面。
有鉴于此，本文利用李德懋的《入燕记》上、下两篇[iv]，结合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其他朝鲜汉籍[v]，对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作一初步的探讨。
《入燕记》的作者李德懋号炯庵（亦作青庄馆、雅亭或婴处），定宗子茂林君善生后。他生于李朝英祖十七年（清乾隆六年，1741年），曾任奎章阁检书官，官至积城县监，卒年五十三岁。[vi]据各类碑传记载：李德懋生平博涉经史，每得一书总是边看边抄，据说，他读过的书大概超过数万卷，抄写的书也多达几百卷[vii]，长年的勤奋学习，造就了其人的博闻强记、贯通古今。李德懋所撰文章提倡创新，曲尽人情物态，绝不蹈袭前人的陈词滥调。著有《青庄馆集》[viii]，《入燕记》的上、下两篇，即收于该书的卷66和卷67。李德懋于正祖二年（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年）以书状官随员的身份入燕。在朝鲜燕行使团中，书状官的职责之一是记录使行日记及闻见事件，回国后启呈国王，然后下承文院誊录。[ix]据《入燕记》记载，李德懋于当年的四月十二日渡鸭绿江，五月十五日抵达北京。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之后，于六月十六日离开北京，闰六月十四日渡江回国，七月初一日返回朝鲜京城。在燕京期间，李德懋“日与闽、浙间骚人墨客之来游宦者饮酒赋诗以为乐，……历览山川、道理、宫室、楼台以及于草木、虫鱼、鸟兽之名，而多所记识。及归，而名声日振”。[x]显然，燕京之行可谓“壮其心胸，广其耳目”，为李德懋赢得了极大的声名。
[i] 2003—2004年，笔者在哈佛燕京学社从事学术访问，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翻阅朝鲜汉籍过程中，曾向该馆韩国部负责人尹忠男先生提及《燕行录全集》的重要价值，鉴此，尹先生即行决定购买此书（计一百册），并于极短的时间内从韩国购得，让我得以先行通读浏览。在此，谨对尹先生及哈佛燕京图书馆提供的诸多便利深致谢意！
[ii]譬如，藤塚邻著：《日鲜清の文化交流》，中文馆书店，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藤塚邻著、藤塚明直编：《清朝文化の东传——嘉庆、道光学坛と李朝の金阮堂》，国书刊行会，昭和五十年（1975年）；任桂淳：《试论十八世纪清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以李朝出使清朝的使节问题为中心》，《清史研究》，1995年第四期；王政尧：《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三期；王政尧：《〈燕行录〉初探》，《清史研究》1997年第三期；王政尧：《18世纪朝鲜“利用厚生”学说与清代中国——〈热河日记〉研究之一》，《清史研究》1999年第三期；梁泰镇：《〈朝鲜王朝实录〉所见明清时代图书传入论考》，Contemporary Korea,1998年第一期；于澎：《洪翼汉〈朝天航海录〉初步研究》，载陈尚胜主编《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466—478；吕英亭：《徐浩修〈燕行记〉述论》，仝上，页560—574；吴士英：《中朝友谊的记录——朝使李承五〈燕槎日记〉之我见》，仝上，页614—627；孙卫国：《〈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纪录》，《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一期；松浦章编著：《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朝鲜使节与漂着船》，台北，乐学书局，2002年。谢正光：《乾隆末年学风与朝政：读徐浩修〈燕行纪〉》一文，载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郑培凯主编《九州学林》创刊号，2003年秋季，复旦大学出版社，页125—146。
[iii]早在1967年，台湾学界研究中韩关系史的学者张存武先生，即撰文介绍过《燕行录选集》（见氏撰《介绍一部中韩关系新史料——〈燕行录选集〉》，载《思与言》第四卷第五期）。他将历代韩人的旅华纪行，不论其为“朝天”或“燕行”等名目，均统称为“华行录”。他指出：这些文献是韩国的宝藏，代表韩人的智慧勤恳，应作为一项“学”来从事研究。参见张存武《推展韩国的华行录研究》，载《水邨朴永锡教授华甲纪念——韩国史学论丛》（上），韩国，探求堂，1992年。数年前《燕行录全集》的出版，更为“华行录”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前引的诸多学术成果，均尚未利用到《燕行录全集》。
[iv] 《燕行录全集》卷57，页189—343。以下凡引《入燕记》原文，恕不另行出注。
[v]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有大批朝鲜珍稀汉籍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待于学界的深入挖掘和整理。参见：Martina Deuchler.，“The Korean rare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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