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 |
 |
时间：2009-7-24 13:51:36 来源：不详
|
|
|
末》及其前后遭际，自然便为朝鲜人所瞩目。赵荣福《燕行录》载：“今皇帝为设明史撰修之局，以大臣领之，诸学士甚多，而数十年未就。路逢业儒者，问其何间当可纂完，则答以为李自成之变，起居注所录并见焚烧，只有阁老冯升家藏日记几卷，而太半不足，故所失累朝事迹，无人知之者，且其失辽、失沈之事，难于为言，迄今未就。而丰润人谷应泰为浙江提学时，合通记、本末、编年、世法等书，补以闻见，撰《通鉴纪事》一部五十余卷，而始自至正，止于顺治十年前。应泰死，而其子因刊行之”。[xvii]这里的“《通鉴纪事》一部五十余卷”，虽然书名及卷帙有所出入，但其所指当为《明史纪事本末》无疑。在这种背景下，燕行使者一过丰润，自然就会想起谷应泰，就会想到丰润谷家。乾隆三十年（1765年）洪大容入燕，他在《燕记》中记载说：“丰润素多士族，使行入城，持书画器玩求卖者亦多少年秀才也。有谷姓，自称谷应泰之曾孙，闻其家有郑渔仲《通志》一部三百卷，前朝印本，每卷价银一两云。”[xviii]这位谷应泰曾孙，后来也成为李德懋一行来往途中的铺家。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初十日和六月二十一日，李德懋等朝鲜使团成员曾两次途经丰润，寓居谷应泰曾孙之家。从朝鲜使臣方面来看，他们除了沿途打尖歇脚的实际需要外，也为了更好地打探或了解中国的民情风俗，故而非常乐于结交中国士人；而中国士人或是为了接交东国异人，或是为了与朝鲜人做生意，或是为了得到朝鲜的腊药（如清心丸、安神丸、苏合丸等）、纸张[xix]等，也很愿意与燕行使者交往。
除了通过先行者的介绍外，在北京琉璃厂等处搭识中国人，也是燕行使者扩大中土交游的另一途径。洪大容之所以认识潘庭筠等人，最早便是通过此种途径。这在后来，几乎成了朝鲜燕行使者的惯例。对此，稍晚于李德懋入燕的朴趾源指出：“天下举人，海内知名之士多寓是中。”[xx]道光十二年（1832年）入燕的金景善更总结说：“盖北京诸肆，在在皆然，而此厂（引者按：指琉璃厂）所储，多书籍、碑版、鼎彝、古铜与器玩之稍雅者，故名最著。且其坐贾者，间有南州秀才应第求官者，故游于市，往往有知名之士云。”[xxi]有鉴于此，朝鲜使臣游厂肆，除了购买古玩书籍外，物色中国文人并与之交往也是主要的目的之一。关于这一点，李德懋自不例外，《入燕记》下记载：“日前出游琉璃厂时，逢郓州举人黄道 、李宪乔，通姓名，今日朝两人来访，乃四库全书誊录官也。宪乔即地作七绝赠余而去”。除了邂逅相遇外，有时也通过琉璃厂书商，与中国的文人学者结识交往。[xxii]如朴齐家与黄丕烈等人的认识，即通过著名的琉璃厂书商五柳居陶氏。[xxiii]
在北京，李德懋多次与潘庭筠笔谈。五月二十三日，潘“设盛馔待之，笔谈如飞，可补晋人清谈”，席间的盛馔大多来自南方，如“盐鸭蛋紫黑如玳瑁，荸荠如栗，……荸荠水中之草，无花；鸭蛋盐腌者，皆南物也”。在座的还有一些风流儒雅的著名文人，如李鼎元（字焕其，号墨庄），也是当年登科，官庶吉士。在李德懋眼中，其人“人品坦白，无矜骄气”。从兄李调元（雨村，字羹堂）[xxiv]，以吏部员外郎出为广东学政，“著书工诗，诗有名于世”，其诗卷“赡博宏达”。五月二十七日，李德懋再次拜访潘庭筠，“笔话移时，裁书送马头请酒于书状，送烧酒及山蔬海鱼以馈潘，潘甚珍异之”。六月初六日，李德懋前往潘庭筠处讲论文章，颇为莫逆。潘庭筠认为：“诗文贵雅驯，当从唐以前文字；虽用唐以后事，择而用之可也。”又手书李德懋的堂额“青庄馆”，“笔势端正”。并撰李氏诗集序以赠之，“遣辞清妙，但有脂粉气”。《青庄馆全书》中，收录有《题香祖评批诗卷》：“柳弹素入燕，抄《巾衍集》赠潘香祖，香祖喜而评骘，故寄此诗。”[xxv]《巾衍集》亦作《韩客巾衍集》[xxvi]，计四卷，为柳琴弹素所编，收录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和李书九四家诗，由李调元和潘庭筠评论。
李德懋还通过潘、李诸人，结识了其他不少的文人墨客。李鼎元的弟弟李骥元（号凫塘），“年方廿四，文笔夙成，人品休休，问无不答，亦奇才也”。当时寓居于琉璃厂畔四川新会馆中的唐乐宇（字尧春，号鸳港，绵州人），是李调元童稚时代的朋友，时任户部员外郎，通晓易理、律历之类， “娴于名物度数”。住在魏染胡同的祝德麟，浙江海盐人，年三十七，曾为山阴蕺山书院山长，当时官编修，“学右朱子，诗宗香山，文许毛西河，音学广韵，盖与程普[晋]芳、李调元，郁然有艺林之重望”。祝德麟与李鼎元过从甚密，因在后者处见到李德懋和朴齐家的诗，大加称赏，品评李诗曰“赡而肆”，朴诗曰“苍而润”，故而得以与李德懋、朴齐家二人相知相识。此外，海宁诸生沈心醇，“明六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