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父而不知，此岂不可畏者乎？你国之严斥剿绝，诚善矣。……金译归传是语，故记之，以此观之，可知此处之人，于洋学亦畏而斥之也。”（《燕行录全集》卷65，页237—238）一些《燕行录》中，还有燕行使者所写的《见闻别单》或《闻见事件》，如李基宪《燕行日记启本》末，即附《闻见事件》十三条，备述乾隆朝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而申佐模《燕槎纪行》（见《燕行录全集》卷75，页492—501）末，亦有《闻见事件》数条，条叙太平天国时期的中朝大事。
[xiv] 戴逸在其所著的《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就指出乾隆“皮肤白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5）
[xv] 关于王振墓，在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亦有记载：“……得王振墓于西山，剖其棺，数其罪而磔之，并掘其党与二十余家，皆斩之。”（卷14《口外异闻·王振墓》，第2459册，页139—140）
[xvi] 参见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xvii] 《茶余客话》卷9《沈德潜与梦麟》，中华书局，1959年，页240。
[xviii] 原书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出版社，1997年。
钱谦益，字受之，江南常熟人，万历庚戌赐进士第三人，国朝官至礼部尚书，著《初学》、《有学》二集。
尚书天资过人，学殖鸿博，论诗称扬乐天、东坡、放翁诸公，而明代如李、何、王、李，概挥斥之，余如二袁、钟、谭，在不足比数之列，一时帖耳推服，百年以后，流风余韵，犹足詟人也。生平著述大约轻经籍而重内典，弃正史而取稗官，金银铜铁不妨合为一炉，至六十以后颓然自放矣。向尊之者，几谓上掩古人；而近日薄之者，又谓澌灭唐风，贬之太甚，均非公论。兹录其推激气节、感慨兴亡，多有关风教者，余靡曼噍杀之音略焉。见《初学》、《有学》二集中，有焯然可传者也。至前为党魁，后逃禅，悦读其诗者，应共悲之。
牧斋诗如“吾道非欤何至此，臣今老矣不如人”、“屋如韩愈诗中句，身似王维画里人”，工致有余，易开浅薄，非正声也。五言平直少蕴，故不录。
上述诗前的小传，对于钱谦益的为人及其诗歌成就，作了简单的概述，从中可见沈德潜对钱氏的推崇，他甚至为时人的“贬之太甚”而鸣其不平。在《国朝诗别裁集》一书的“凡例”中，沈德潜指出：“是选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以钱谦益的诗歌成就，自然符合这一标准。但此一标准，却与乾隆皇帝极不合拍。清高宗非常强调忠君思想，以纲常名教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准绳，为此，他甚至公然批驳孟子、朱熹等人的言论，严厉抨击唐宗、宋祖即位之前的行迹。他为前明殉节死义的大臣议谥，特敕大学士、九卿等稽考史书，编辑《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并在国史中首创“贰臣传”之例，将“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的人物，归入“贰臣传”中。在这种背景下，被人们视作“有才无行”、“大节有亏”的钱谦益，自然也被打入“贰臣”之列。在乾隆看来，诗歌的核心是忠孝，在这里，意识形态成了诗歌创作的唯一标准。因此，当他看到钱谦益竟被置于《国朝诗别裁集》卷首，遂勃然大怒，下令抽毁审查，重版刊行。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重版后的《钦定国朝诗别裁集》三十二卷（善本书），通过与教忠堂刻本的《国朝诗别裁集》的比勘，便可发现两者有着多方面的不同：其一，重版后的书名由《国朝诗别裁集》改为《钦定国朝诗别裁集》（以下简称“钦定本”），钦定本前冠以乾隆二十六年“御制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而抽毁了沈德潜自己的原序。其二，钦定本署名有所改变，改署“礼部尚书臣沈德潜纂评”，而不是先前的“长洲沈德潜”及其儿子、朋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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