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一案的裁定中，我们得以窥知盛清时代的文坛风气。当时，在文狱繁兴的罗网之下，文人士大夫纷纷箝口不言。李德懋曾评价潘庭筠之为人，说他“遣辞清妙，但有脂粉气，与东方人相交，情甚敦挚，有恋恋不能相舍之意，亦畏约瑟缩，盖谨慎之极也”。潘庭筠的缩手缩脚，在许多与他交接的朝鲜学者笔下均有描述。另外，李德懋曾与林姓富商家的塾师沈瀛笔谈，临了，后者“因裂其所书纸，有畏忌之色”。五月初十日，入燕途过丰润，召谷应泰五代孙笔谈，问《明史纪事本末》。后者“嚬蹙良久，乃曰：先祖坐此书被祸，故毁板不行于世。盖真书清事，为家僮所告。康熙二十九年，年七十，坐死。登顺治科，官至浙江提学。书状屡请详言其事，其人竟秘讳不言，掷笔而起”。[ii]这些，均可作为文人“避席畏闻文字狱”的绝佳注脚。

在《入燕记》中，李德懋还记录下他在来回途中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不少反映当时政治状况的内容。朝鲜使者在燕行途中，经常看到皇室官府的扰民。如“总督周元理看审夷齐庙行宫而来，沿路整台揭黄旗，书‘伏路防兵’四字，设剑戟于架，俱以青布裹之，军人列坐，皆短黑对襟，衣缘以红，骑马荷食物衣服者，络绎二三十里”。四月二十三日，在沈阳，见“永安桥方毁掇更造，以皇帝七月幸行沈阳故也”。五月初一日，过大凌河，得知“七月，皇帝将幸盛京，沿路发军民修治，斩岸填堑，路直如绳，不避田畴，路必堆土略为界，凡五条：中条甚广，皇帝所行；左右两条稍狭，妃嫔、王子所行；又侧畔两条，狭如之，此百官军马之所行也。人若有故不赴役，则一人一日出钱五百，一百为十六钱，五百为八十钱也”。五月初九日，过滦水，“河西有石壁陡起，方创建行宫，有楼有台，亦有廊阁，而窗栊玲珑，以楠木紫檀花梨刻牧[牡]丹、卍字，栋宇涂二青泥金朱红，极其奢丽，而雕刻之皆江南巧工也”。李德懋还专门记下了工程的概况及其详细开支——工程于正月二十六日开始营建，据说到六月三十日完工。瓦匠、石匠、木匠和刻匠总共有一百七十八人，刻匠日食银三钱，他匠二钱五分；役夫四百余人，日银二钱；上匠三人，日银一两五钱。诸匠又每日给米一升。“出内帑银五万两，通州税粮七万两，永平府督造材木之价，不与于十二万两之数”。在回国的路上，他看到沿途道路的状况，不禁大为感叹：“来时修治御路如砥如矢，数月之间鞠为茂草，车辙马蹄错综不已，又发民除治，延至七月，则旋治旋芜，民无暇为农矣！”由于七月皇帝将幸沈阳，所以用大木造桥七、八十座，“修直路，割民田甚多，为害不少”。他在返回的路上，还记下了两份沿路告示和一份皇帝诏谕，颇具史料价值。其中的沿路告示称：“皇上七月幸沈阳，路傍田民不可种靛，靛善聚蚊蝇，故禁之也。”又有一榜“以为皇上幸行时，沿路市肆及庙堂毁坏者多，俱各及期完治，以作观瞻之地云”。对此，李德懋评论说：“此二者非王者之政也。今中原衣尚青黑色，种靛为民生之大利。假使众民或恐蚊蝇之集御辇，沿路千余里相戒不种靛，在上者敦谕，使之种之以安其业，如今勒令不种，是稗政也。市肆之残弊，系于民贫，庙堂淫祠也，自然毁落，不足为轻重于王政，如今使之修饰，取媚于皇帝，此州县官之罪也。”清高宗在位期间，曾于乾隆八年（1743年）、十九年（1754年）、四十三年（1778年）和四十八年（1783年）先后四次前往盛京拜谒祖陵，而李德懋之燕行，正是乾隆第三次东巡祭祖前夕。以往人们对于此次东巡祭祖，或完全利用正典、实录[iii]，或利用宫廷档案[iv]加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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