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氏的五柳居，李德懋借得该店的书目，阅毕大为惊叹——“不惟吾之一生所求者尽在此，凡天下奇异之籍甚多，始知江浙为书籍之渊薮！”李德懋到北京后，先得到浙江书目[v]，已令他叹为观止，而“陶氏书船之目，亦有浙江书目所未有者，故誊其目”。于是，二十八日，他又与朴齐家再次前往琉璃厂五柳居查阅“南船奇书”。使团中书状嘱他买数十种，其中有朱彝尊《经解》、马驌《绎史》，都是“稀有之书，而皆善本也”。六月初二日，李德懋再次前往五柳居陶生书坊，检阅《经解》六十套。《经解》是朱彝尊和徐乾学根据他们自己的收藏，又借秀水曹秋岳、无锡秦对岩、常熟钱遵王、毛斧季、温陵黄俞邰的收藏，共得一百四十种，“自子夏《易传》外，唐人之书仅二三种，其余皆宋元诸儒所撰述，而明人所著，间存一二，真儒家之府藏，经学之渊薮也”。对此，李德懋颇为感慨：“此书刊行已百年，而东方人漠然不知，每年使臣冠盖络绎，而其所车输东来者，只演义小说及《八大家文抄》、《唐诗品汇》等书，此二种虽曰实用，然家家有之，亦有本国刊行，则不必更购中国，则此二书亦广布，不必珍贵，价亦甚低。但朝鲜使来时，必别为储置，以高价卖之，东人之孤陋类如是”。在当时，一些中国小说受到朝鲜人的喜爱，如“闾巷最爱《剪灯新话》，以其助于吏文也”。[vi]所谓吏文，也就是今天所称的应用文（汉文公牍）。[vii]《剪灯新话》作于明初洪武年间，因有助于吏文而受到民间的喜爱。但类似的小说却遭致一些士大夫的极端鄙视，李德懋曾严厉责备阅读《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的儿子，说：“此等杂书乱正史，坏人心，吾为汝严父兼良师，岂可使吾子弟骎骎然外驰哉？”为此，他儿子谨承教训，再也不读那些“演史稗记”。[viii]南公辙也认为：“小说蛊人心术，与异端无异，而一时轻薄才子利其捷径而得之，多有慕效，而文风卑弱委靡，与齐梁间绮语无异。”[ix]这些，都颇可反映朝鲜人的阅读趣味。

此后，李德懋多次与五柳居打交道。六月初四日，他“与干粮官先出，因访五柳居检阅书状所购书籍，封裹以置”。六月十六日，朝鲜使团离开北京回国，“五柳居陶生使其戚人袁姓载书状所购书于车，追及通州”，此举令李德懋颇为感慨，认为五柳居陶生言而有信。这些，都说明朝鲜人从五柳居等书店购买了不少中国书籍。[x]其中，有一些应是当时的禁书：

（六月二十一日）书状谓余曰：左右尝盛言顾亭林炎武之耿介，为明末之第一人物，购其集于五柳居陶生，陶生以为当今之禁书三百余种，《亭林集》居其一，申申托其秘藏。归来，余于轿中尽读之，果然明末遗民之第一流人也，不惟节义卓然，足以横绝古今，其诗文典则雅正，不作无心语。

余曰：亭林迹虽布衣，不忘本朝，不赴康熙己未博学宏词科，此真大臣也，其所著《日知录》，可以羽经翼史，可见其淹博也。

书状曰：以亭林之轮囷热血，其言之雅典如此，不作横走语，此老脑中有学问故也。

余曰：此一言足以知亭林也。[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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