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存世的《燕行录》大约有五百余种，而煌煌一百巨册的《燕行录全集》，为学界提供了绝大部分朝鲜燕行使者的著作（计三百八十余种）[i]，这不仅是中韩关系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史料，而且，对于清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亦颇有助益。域外使者对于中华文明的仰慕和好奇，使得各类《燕行录》意外地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其中不乏一些珍稀史料，而这些在当时因过于平常而为中方史籍所未载。譬如，从朝鲜燕行使者的描述中，人们得以窥见十八世纪盛清时代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画面。我们看到，在北京，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繁盛同生共荣。从燕行使者的经历来看，清代禁书活动可能并不像以往史家想象得那么严密。根据记载，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起，开始大规模的查缴、销毁“禁书”，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方告结束，这一运动虽然在以往中国史籍中多表现得轰轰烈烈，但从《入燕记》来看，即使是在查缴禁书的高峰时期，在皇城根底下，仍然有一些书商在偷偷贩卖“违碍”、“悖逆”的禁书[ii]。而且，书商们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也往往敢于放言高论，[iii]这似乎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

各种《燕行录》对于琉璃厂，多有生动描述（如李德懋《入燕记》中对琉璃厂书肆及所售书籍的记载即相当珍贵），有一些便为中国古籍所未见，这对于清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极有助益。与李德懋差相同时的南公辙在《赠元孺良（在明）序》中指出：“故丞相元公身都卿相，而于物泊然无所好，独从事于书，其书冠京师。……既卒，而遗其嗣子在明孺良，今其书尚万卷。夫（新）罗、（高）丽之俗不好古，又其地距中国绝远。余尝见数十年前士之称博雅者，犹不得见全史、《佩文韵府》诸书者有之，今士大夫家无不藏之。……后生小子闻公之风者，竞相以藏书为能事，彬彬有可观，公与有力焉。”[iv]当时的朝鲜人，非常渴望得到中国的书籍。李德懋即指出：“我国不以水路通货，故文献尤贸贸，书籍之不备，与不识三王事者，全由此也。日本人通江南，故明末古器及书画、书籍、药材辐凑于长崎，日本蒹葭堂主人木世肃藏秘书三万卷，且多交中国名士，文雅方盛，非我国之可比也。且高丽时宋商之舶年年来泊，丽王厚礼供馈，文物甚备也。”[v]其中提及的蒹葭堂主人木世肃，即木弘恭，“日本大坂贾人也，家住浪华江上，卖酒致富，日招宾客，赋诗酌酒，购书三万卷，一岁宾客之费数千金，自筑县至江户数千余里，士无贤不肖皆称世肃。又附商舶得中国士子诗篇以揭其壁，筑蒹葭堂于浪华江”。[vi]显然，李德懋对于高丽时代的中韩文化交流，以及由贸易引发的日本与江南的书籍等物品流通，颇为羡慕。在清代，朝鲜使者之燕行及其相关的宗藩贸易，成了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换言之，琉璃厂书业对于中韩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入燕记》等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北京的琉璃厂书市与南方各地的出版印刷业有着密切的关系。种种迹象显示，书籍出版在当时的东亚是一种具有厚利可图的产业。清同治《湖州府志》卷33曾提及当地的书船：

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谈港诸村落。吾湖藏书之富，起于宋南渡后直斋陈氏著《（直斋）书录解题》。……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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