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 俞彦述：《燕京杂识》，载《燕行录全集》卷39，页276。
[vii] 李基宪：《燕行日记》：“（隆福寺场）是日开市，百货堆积，朝士之戴珊瑚蓝玉顶者，皆乘锦障宝车，或从以数十骑下车，市中怀出银包，占择宝品，评骘物价，大抵此处风俗，只知一利字，外此廉隅名检，不识为何样物，转相慕效，恬不为怪。出于仕宦，则入于市廛，故市人与宰相相抗礼云，噫！其异矣。”（《燕行录全集》卷65，页188—189）
[viii]成祐曾：《茗山燕诗录》风俗类卷4，载《燕行录全集》卷69，页229。
[ix] 朴趾源《热河日记》“隆福寺”条指出：“前年李懋官游此寺，值市日，逢内阁学士嵩贵自选一狐裘，挈领披拂，口向风吹毫，较身长短，手揣银交易，大骇之。嵩贵者，满洲人，往岁奉敕东出者也，官礼部侍郎，蒙古副都统。”（《燕岩集》卷15，第2459册，页254）
[x] 《琉璃厂书肆记》，中国书店印行，1925年，页3上。
[xi]成祐曾：《茗山燕诗录》风俗类卷4，载《燕行录全集》卷69，页258。
李德懋刚到燕京不久，即于五月十七日历观琉璃厂市，根据他的描述：“书籍、画帧、鼎彝、古玉、锦缎之属，应接不暇，颈为之披，四通五达，人肩触磨[摩]。”后来，他又多次前往琉璃厂，琉璃厂给他的感觉是——“左右书肆如水中捞月，不可把捉”。五月十九日，李德懋与朴齐家及干粮官往琉璃厂，抄录当时朝鲜国内稀有及绝无者。他所抄录的这份书目，详列琉璃厂书肆及相关书籍，未见于其他史籍的记载，对于研究清代书籍的流通及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价值，今列表如下：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馆，收集天下藏书编纂《四库全书》，这是琉璃厂书业最为繁盛的时代。因此，李德懋入燕，正是躬逢其盛。关于乾隆时代琉璃厂书业的情形，目前所知较为详细的史料仅见稍早的李文藻之《琉璃厂书肆记》。而上述的文盛堂、郁文堂、和文焕斋等均未见于《琉璃厂书肆记》，因此，上述的记载便显得格外珍贵。
除了前述的十二家书店外，李德懋最早以为：“此外又有二三书肆，猥杂不足观也。”不过，过了几天，他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书店。二十五日，李德懋再一次前往琉璃厂，搜找前次未见之书肆三四家，这次他发现“陶氏所藏，尤为大家”。陶氏也就是著名的“五柳居”书商陶庭学，其人原籍浙江乌程县（今属湖州），自其祖父移居姑苏，遂占籍于苏州。因姓陶，遂以五柳先生陶潜后裔自况，在苏州开“五柳书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馆，因陶氏擅长版本鉴定，朱筠推荐他到京师为四库馆鉴别并蒐访异书秘本。陶庭学与儿子陶蕴辉遂一起进京，在琉璃厂开张“五柳居”书肆。[i]据《入燕记》记载，陶氏自称有书船从江南来，泊于通州张家湾，过两天运抵北京的书籍多达四千余卷。乾隆三十四年（1729年），李文藻作有《琉璃厂书肆记》，也提及琉璃厂的诸多书肆，与前述所列颇可映证。他对五柳居陶氏亦多有记录，说五柳居“近来始开，而旧书甚多，与文粹堂皆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五柳多璜川吴氏藏书，嘉定钱先生云：即吴企晋舍人家物也，其诸弟析产所得书，遂不能守”。[ii]所谓璜川吴氏，是苏州木渎镇的著名藏书家。他还认为，琉璃厂“书肆中之晓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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