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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清朝福建与台湾两地的灾害与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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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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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官方拟开仓赈抚：“至台地灾民，现在抚恤口粮，足资民食。惟该处青黄不接，转在隆冬。查各属现积谷四十万石，当批饬速于岁内开仓，分厂平粜”。[59]视灾情的程度不同，有时还将存于厦门的台谷调入省城，以应亟需，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三月十一日“福建巡抚温福奏，福建省会人多产薄，上游雨少水涸，客米较少，青黄不接。查厦门离省七百里，海运可通，该同知经管食粮，有从前议由台湾拨运监谷，现存六万余石，饬即碾运三万石，分交闽县、侯官两县平粜”，[60]以储备在厦门粮仓的台湾米谷缓解闽省内地的缺粮之困。
3、凡因灾情严重，则对灾区粮饷税银实行蠲免或缓征，并劝谕富户认捐钱粮
对于台湾发生较为严重的灾荒，则采取直接免除钱粮税收或缓征的方式予以赈济。如福建巡抚张伯行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据台湾府、县官员周元文、孙元衡、宋永清等申报台湾旱情吁请朝廷念及岛内“叠罹荒歉之后，米价腾贵，升合艰难，汪洋大海，告籴无门”，无力完办应征粟粮107696石，申请蠲免。雍正十九年秋七月，诸罗大旱。冬十月，诸罗大风三昼夜，晚禾无收；“诏缓征租粟银米有差”。乾隆九年（1744）缓征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因灾“额赋”；又如乾隆六年（1741）五月十五日上谕：“福建台湾地方，上年秋间缺雨，收成较常歉薄”，台湾县“未完人丁正杂钱粮饷税银”共2216两零，“未完供粟”共43710石零；凤山县，乾隆三年“未完人丁正杂钱粮饷税银”及“被灾官庄银”共792两零，未完供粟5147石零；诸罗县，乾隆元年起至三年，未完官庄银共439两零，未完供粟共2632石零“概行豁免。至乾隆四年以后未完银粟，统俟本年十月成熟之后，再行征收”。[61]嘉庆十四年（1809）十月十三月“赈福建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被蝗灾民，并给械斗被抢贫民口粮”。[62]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因上游溪水骤涨，淹没稻田，粮价剧增，“省城米价昂贵，该督等先经委员赴近省尚干等乡劝谕各殷户认粜谷”5300余石；“厦门地方客贩台米较多，民食有余，现在由厦门运省共米”19600余石；“省城、泉州两处商贩台米不下”10000余石，福清县仓谷2000石，“运省备粜。……试用训导周维翰将买到台米三千石助入粜厂，减价售卖；又另备资本，赴台购米，运首散卖，以平市价”。[63]《清德宗实录》载光绪七年九月台湾、台北两县“飓风地震成灾”，十一月十六日福建巡抚岑毓英奏明朝廷：“台湾府属澎湖地方前遭飓风，业经附奏。现查饥民多至八万余人，由省城增广仓义谷下提谷二万石，运往散给”。可见省城义仓谷石对台岛救荒发挥了重要作用。
4、提倡官吏捐办购粮、捐养廉银与绅商捐赀协助内地灾民渡荒
台湾府官员及士绅、商人经常以捐出俸禄或养廉银、资金购粮的方式赈济岛内或大陆各省的灾荒。如嘉庆十七年（1812）二月二十七日朝廷谕示内阁：“澎湖地方上年雨泽衍期，小米、高梁收成歉薄”，加之八月飓风吹毁花生等作物，总兵“武隆阿等先行捐办之薯丝二千七百石，即著作正开销，无庸该镇道等捐廉归补”。[64] 台湾的商绅还捐资购米赈济内地遭灾省份，如《清德宗实录》载“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一日闽浙总督何璟等奏：拨台绅捐款十万圆，交直隶济赈，运米赴津，赈济晋省”。同书光绪五年（1879）七月朝廷还嘉奖台湾绅士林维源认捐五十万圆赈济晋豫等省灾情，“灾民赖以全活甚众”。福建官员则鼓励读书人捐纳监生，其收入被指定专门用于买粮实仓，以备不时之需。普通百姓只要向政府捐纳108两白银即可买得这一功名。据《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十四辑说，自乾隆八年（1743）至二十年（1755）这12年中，士绅子弟捐纳的白银可购买稻谷230多万石，这也可以缓解灾荒所造成的缺粮危害，并平抑粮食市场价格。
5、赋予台湾官员专断处置突发灾害的财政特权
以往台湾发生灾情，须台湾道、府官员协同巡台御史、巡抚等会勘之后申报赈济钱粮，经巡抚或总督批准后方可动用，并报户部备案。如乾隆十九年（1754）台湾知府禀称上年风灾案内击坏船只62只、淹毙舵水166名、共赈恤银315两，倒房205间、压毙9名口、共赈恤银75两，船只内飘失官粟2785石申请豁免；台湾、诸罗、彰化3县被灾无力贫民共2717名口“照例抚恤一月”；均需督抚审批。[65]由于抗灾时效性强，而封建吏员难免多方掣肘，屡屡被动应付；加之府、省两地隔海相望，交通不便，往往耽误大事。道光十四年（1834）经闽浙总督程祖洛建议，朝廷批准台湾建立救灾专项资金10万两，由台湾道直接掌握以备不时之需：“福建台湾一府孤悬海外，必须库贮充裕，方可缓急足恃。据该督等查明，请由收捐监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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