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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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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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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户死绝逃亡的现象。
福建兴化府：明初该府共设四个河泊所，弘治《兴化府志》＊卷11载，府属河泊所所辖各色业户365户；莆田县莆田河泊所辖业户计980户，船丁300名；黄石河泊所辖各色业户计791户，网丁、哨丁共283名；莆禧河泊所辖各色业户计836户。四河泊所各色业户总计2972户，福建沿海其它府州明初设置河泊所更多，其渔户总人口规模十分浩大。
如前所述，不仅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渔户逃亡、渔民人口减少的趋势，全国其它地区包括沿海一带也同样如此。如英宗正统五年春正月，因“办课人户死亡消耗”而不得不免除“四川建昌卫河泊所课额米四百一十八石有奇”[16]。洪熙元年（1425）冬十月，“福州府连江县河泊所鱼课一百五户皆绝，其课米二百五石四斗无征”，在地方官的奏请下予以除免[17]。隆庆《潮阳县志》卷8《风俗志》载广东潮阳县境内西南江上有蛋户，“男妇皆以舟楫为居，捕鱼为业。旧时生齿颇众，课隶河泊。近或苦于诛求、逼于盗贼，辄稍稍散去。或有弃舟楫入民间为佣保者矣”；卷7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有蛋户41，嘉靖四十五年已只35户，短短十四年间就减少了6户，可见蛋户逃绝严重。又德庆州“旧额蛋户440户，今（嘉靖年间）不及十之二矣”[18]。廉州府钦州在嘉靖十一年本有蛋户11、口104，其后不久即逃绝3户，惟存8户。蛋民签军，上述11户蛋户中原有军丁76名，然而逃绝了69名，惟存7名，可见逃亡现象极为严重。[19]凡此种种，都说明渔户人口数量渐趋下降。
[1] （清）戴槃《两浙宦游记》（无卷数），第147页。（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续编第76辑）
[2] 《明英宗实录》卷250，第5415页。
[3] （明）谢晋《兰庭集》卷上《送杨水虞复官沔阳》。四库1244-436
[4] （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23《兴国守胡孟登生像记》。四库1265-645
[5] 《明英宗实录》卷74，第1446页。
[6] 崇祯《泰州志》卷2《建置志》。
[7] 《明英宗实录》卷102，第2072页。
[8] 嘉靖《太平府志》卷4《政治志·户口》。
[9] 嘉庆《湖口县志》卷5《食货志·盐课》
[10] 道光《上元县志》卷8《民赋志·户口》。
[11] 民国《高邮州志》卷1《民赋志·田赋》。
[12] 《清史稿》卷133《兵四·乡兵》。第3960页。
[13] 《清史稿》卷362《列传一百四十九·陈昌齐》，第11400页。
[14] （明）陈谟《海桑集》卷2《题渔乐图》。《四库全书》第1232-562。
[15] 《明英宗实录》卷161，第3125页。
[16] 《明英宗实录》卷63，第1197页。
[17] 《明宣宗实录》卷10，第293页。
[18] 嘉靖《德庆州志》卷7《提封志下》。
[19] 嘉靖《钦州志》卷3。
二 户籍管理及改革
1．明代牌甲编审
前已述及，明初朱元璋籍定了大量专门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人口为渔户，渔户的管理也有同民户里甲相似的一套制度，设有网首、小甲等。扬州府泰州淤溪薄湖河泊所所辖渔户更直接编为六里，城中又有船户四里，与民户里甲制度无异。渔民以船为家，四时放棹于烟波风浪之中，在沉重的课税负担下最易于迁徙逃亡；据湖为盗、劫掠行旅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不利于官府税收及管理。因此，对渔户进行牌甲编审以便管理即成为较可行的办法。如江西南昌“府东境七里泷，有渔舟数百艇，時剽行旅”，邑人万观“编十舟为一甲，令画地巡警，不匝月，盗屏跡”[1]。明代中叶，江西南康府安义县还发生过宁王驱协九姓渔户助其造反之案；有鉴于此，官府即对渔户进行严格而周密的牌甲编审，如王守仁《行江西按察司编审九姓渔户牌》记载：
拘集（安义县）杨子桥等九姓渔户到官，从公查审，要见户记若干、丁计若干，已报在官若干、未报在官若干，各驾大小渔船若干，原在某处地方打鱼生理。著定年貌、籍贯，编成牌甲；每十名为一牌，内佥众年畏服一名为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为一甲，内佥众年信服一名为总甲。责令不时管束戒谕，仍地原驾船梢粉饰方尺，官为开写姓名年甲籍贯住址及注定打鱼所在，用铁打字号火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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