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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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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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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店或现在连锁店的意味。如上引开封府的景文州汴绫庄，在同治年间已拥有5家分店。这表明，字号店铺在明清的确很兴盛，而且也赢得了市民的广泛信任，因此它们能不断壮大规模。一些铺子虽原本属小本经营，由于注意在产品质量和服务态度上下功夫，同样赢得了顾客的青睐，如明代苏州饼馒店中有被称作“钱高阿鼎，吴中馒头店之有名者”[102]，也字号一例。为扩大影响，有些字号店主在注意维护自己店铺信誉的同时，还常常敬请名人达官为店铺赐书字号，题额写匾，以抬高店铺的身价。如北京有名字号六必居酱园，相传内阁首辅的严嵩为之题匾，南京伍少西毡货店“伍少西家”四字横匾，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顾起元所书[103]，等等。
这些字号的记载很多见于清代的文献，但追根溯源，它们正是发生在明朝后期。如上引“益美”之材料见于《三异笔谭》，谓“益美”“二百年间”如此这般，而此书刊于道光七年（1827年），从道光七年推前二百余年，“益美”则当创设当于明天启年间。另一则对松江棉布字号的史料记录是：
前明数百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104]
说明苏州阊门上、下塘棉布字号式的布号，明代也已经存在。孙春阳、景文州的创办亦在明万历和天、崇年间。这些足见具有新特征（即达相当规模、重视品牌效应、介于生产等）字号店铺的孕育、兴起，是在晚明社会。当然，晚明字号的出现，是这个时代店铺业经营规模扩大与经营手段上创新的结果。
城镇商业的兴盛，推动了城市发展，加强了地区、城乡之间的联系，改变着人的日常生活，而晚明社会历史性、结构性的变迁正是寓育在这日新月异的演变之中。 晚明商人侨寓、定居[105]化趋向与社会变迁
晚明社会，城镇商业发生了巨大变化，贩运商也在改变着经营和生活方式，他们一方面想方设法进一步扩展长途贩运的既有成果，另方面又适应市场需求，住定一地，出现了行商侨寓和定居经营的趋向。这一趋向对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作用。[106]
一、明以前商贩的行踪不定、来去无常
在中国封建社会前中期，商业的不发达状态决定了大部分商人主要靠贩运货物、从两地差价中获取薄利。因此，商人队伍的主体是贩运商。传统的贩运商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负贩商，大多为小本经营者，他们的商贩踪迹和利市大致是“不出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计其终岁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107]，鲜有远游者，且多不在异地定居。另一种是行商，也称客商。他们一般挟有较大资本，做相对大宗的货物买卖，活动的范围比较广阔。史料记述他们的经商活动，往往多以“逾……穷……历……涉……沿……下……践……迈……又转而入……”“足迹且半天下”等类词汇来形容，这反映了他们江湖不定、来去无常的从商生涯。
与贩运商相对，在一地拥有固定经营场所（包括店面、摊位等）而无须从事长途贩运、坐地经营买卖的叫坐贾，也称“居鬻”商人，他们大多数是本地人居民。宋元两代，凡居定的人户（包括坐贾），都须挂在官府名籍之上，“终其身以至子孙，无由得脱”[108]，其目的则是为了让这些人服役纳赋，承担封建义务。明承前制，也将各类人户著籍，并明令“以籍断，不得妄行变乱”。但在明初，百废待兴，这一制度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尽管负贩行商们旅途生涯艰辛，但因为可以暂时逃避封建徭役，还是有不少坐贾、“居鬻”之人假冒行商身分，以躲避官府的户籍登记。明初文人张羽（来仪）《贾客乐》曾反映这种情形：
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人间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109]
同时代的徐贲也有《贾客行》一诗，表达了几乎相同的意思：
贾客船中货如积，朝在江南暮江北。平生产业寄风波，姓名不入州司籍……相期尽说莫种田，种田岁岁多徭役。[110]
贩运商们有“姓名不入州司籍”、可以逃避封建徭役的好处，有“朝在江南暮江北”、“人间何如贾客乐”的自由和乐趣，有“平生产业寄风波”、“ 心性由来好为客”的潇洒和逍遥，以及“船中货如积”而带来好的利市，这种种的确可以让人羡慕，但他们的行旅生涯毕竟异常艰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蒙霜露、沐风雨”，形影相吊行进在商路上。闽商李晋德有《客商一览醒迷·附悲商歌三十首》：
（其一）四海为家任去留，也无春夏也无秋。堂前未得供餐粥，说到班衣两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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