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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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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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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下娇儿已长成，江湖赢得一虚名。诗书未得灯前课，不教无方启后人。
（其十四）愁买忧忧愁卖忧，几时割断利蝇头。不图跨鹤扬州去，家乐应如万户侯。
（其十八)四业惟商最苦辛，半生饥饱几曾经。荒郊石枕常为寝，背负风霜拨雪行。[111]
这些文字真实、形象地反映了负贩行商们的辛苦万状和迫不得已远行的哀怨乃至悲怆之情。
艰辛负贩和飘泊生活，使负贩行商们感到负担的沉重，并对之产生厌倦是很自然的事。坐贾们没有旅途之辛劳，生活安逸、稳定，利市也不算微薄的种种优越，引发他们萌生在一地落迁定居的念头。当时负贩中的不少人由于长期背井离乡，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有所淡薄，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市镇、城市置了产业，因此，他们更愿意在这些地方定居；同时，离开农村也可摆脱土地的束缚，获得相对多的自由。但是，当时这些人除了回故里，很难被其它地方接纳。因为制度规定“人户以籍为断”，人籍“不得妄行变乱”。他们在故里之外的市镇大多只能暂留而不能久住。若耽久了，就会被视作无籍之徒，为政府制度所不容而遭驱赶[112]。但是，这种情况迟早会有改变，因为负贩行商在商人队伍中作为主体的现象，还是城镇商品经济欠发达的一种表现。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深入，这一现象必然会发生变化。进入明后期，这种变化悄悄地发生了。
二、从客贩到定居
到明中叶前期，整个社会经济已有了快速发展。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大幅度增加，道路交通更加便利，中小城镇大批兴起，人口相对集中，人们消费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各类商品的消费量也明显增长。商品经济开始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这时，由大量需求产生的各地间产品的流通比以往有了更大的发展，更多的人加入到负贩者队伍中去，竞争愈来愈激烈。经济发展的法则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当某一种竞争激烈到一定程度时，解决矛盾的办法就会自然出现。负贩间竞争激烈的结果是引起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使一部分人从负贩的行列中剥离出来，专门从事货物运输，即从事大宗货物的运输或货物的长途运输，从中获取利益；而有些负贩商则改为专在一地坐地收货发货、经营买卖，不再长途跋涉负贩货物。这样，变行商为坐贾的时机已经出现。
其实，在明中叶前期，各地商贩已有落定迹象。如汉阳府的刘家隔，原是汉水、长江交汇处的一小镇，因地处交通冲要，遂成为四方货物集散地，但以前是负贩运货多过客，商贾鲜有本地人。到宣德、正统年间，该小镇居然“商贾占籍者億万计”[113]。商贾占籍者，乃商贾定居者之谓。此记载虽然夸大，但在小镇从事稳定经营的坐贾已不在少数应是肯定的。明中叶以后，负贩行商趋定居者有增无减。洞庭籍的行商“稍有资畜则商贩荆襄”，“并商游江南北，以迨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锱铢于四方……”[114]江西商人“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忘归者十常四五，故其父子、兄弟、夫妇有自少至白首不相面者，恒散而不聚”[115]，其中不乏“有家于外者”[116]。有些龙游籍商人“贾江夏”，“人与年盖两世矣”[117]。山陕商贾也有不少“踵世边居”的[118]，他们的婚娶养老也都在那里。当时多数商人都聚居在重要的商会城市如北京、南京、苏州、临清、汉口等地，如长江重镇扬州就聚居了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河津兰州之刘，襄陵之乔、高，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及徽州歙县之程、汪、方、吴等诸大姓商人几十家，他们虽未在扬州正式占籍，但都早已定居于彼多年了[119]。以地区商帮而言，徽商人数庞大，流动地区广泛，是一高迁出商帮，因此，在外的定居也为最多。徽商几乎是以集团军的形式落迁在各地。至晚明，除在扬州、杭州行盐并长住的人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徽商卜居金陵，营肆景德镇，侨寓睢阳，“雄坐大梁”……“徽之富商，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州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120]他们不仅在异地设铺开店，而且还在那里兴修住屋群落，营建乡人地盘。万历中歙县人郑九皋因业盐侨寓浙江衢州府常山县，他在自己家周围修房数十间，专供流寓来此的家乡（新安）人居住，取名“新安里”，以示自己不忘本也[121]。无独有偶，隆庆前后徽商程鹏则在苏北灌南县买地定居，后他出资修建一条街市，也取名“新安镇”[122]。诸如这类事例，晚明史籍中多有见载。
负贩行商的落迁定居，有少数是回到原籍故里，如小说中故事讲到明中叶 “广东广州府南海县，有个财主姓杨，因他家资有百万之富，人都称他为‘杨百万’。当初原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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