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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

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商人素质的提高自然会逐渐有所改变;然将“诚信”作为商人的职业道德,自觉予以实践、遵循,在明中叶以后大量负贩行商选择在异地落迁定居后更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因为这是当时社会环境对他们的要求,也是他们能够在异地长久立足之保证。如上文已提及的徽商李廷芳,卜居南京后,“凡厥规为有大体、立纲纪、明约束、重然诺”,“动以往哲自律”,因此“一时怀策之士靡不推翁祭酒”[179]。有的商人坚守“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的经营原则[180]。这种以“诚信”为本的职业道德的确立,不仅为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条件,而且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此外,商人要稳定经营,在财力允许的条件下,一般都会增加对固定设施的投资,营造一个较好的经营场所和优雅的文化氛围,以招徕、吸引顾客的光顾。史籍中对晚明店铺的建筑设施的记载较为少见,但在笔记小说及一些传世图画,如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杭州)“北关夜市图”等[181],还可窥其一斑。如大城市的许多酒楼、茶馆都十分气派豪华,建有亭轩楼堂。其实饮食店的这种设施,前代已不少见,只是晚明更为普遍,小说中描绘的镇市食店酒楼,大都设楼台亭阁。至于其它店铺,一般是“外开铺面,里藏各货”[182],即有店铺门脸和库房两部;大一些的店铺,可拥有几间店面,后面还设大楼或客堂。店堂外是白墙青瓦,飞檐雕梁,市招韶秀;店堂之内,曲尺柜台,货分隧列,架高拥美。铺后楼房储货、居家,堂屋迎宾,还必备车马便于出行、运货。如果店主参与海外贸易,资本雄厚,店铺规模就更非同一般,小说《拍案惊奇》记叙一个缎匹铺“有本三千两在内。其前后大小厅屋楼房,共百余间”,“价值二千两”[183],其固定资产几占到全部资产的三分之二左右。这些建筑与设施,除了能吸引更多的顾客外,也给城市增添了壮观、文明与繁华的色彩,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此外,不动产的投资,对于商家自身也是建立商业信用之前提和保证。
当然,晚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它提供的物质基础,也规定了商人定居尤其是异地定居的极限,根据当时生产力水平,商人定居化趋势是不可能走得太远,发展太快的。此外,这种趋向也给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外来商人对当地资源的争占会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造成影响,有的奸恶商人依仗财力粗大,勾结官府,“冒籍占产”,甚或欺压当地百姓,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等等。然而,其积极影响始终是主要和不可低视的。

社会商业思潮、理念变迁及其对社会之影响
 
每个时代都有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它们中最具凝聚力并成为一股潮流者,可称之为社会思潮或时代精神。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变化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相对丰富,人们消费能力的增加等,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数量增大、速度加快,中小城镇勃兴,市民人数大增,城镇店铺发展迅猛,商贾的社会、经济地位日渐提升……这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它们又是这个历史时代的重大见证[184]。
传统社会(包括明前期)对商业、商人的主流认识是:商业在社会上有弊无利,或是弊多于利,商贾为社会卑下等级,因而把商业视为末业,将商民看作四民之末等。肯定商业、商人对社会(当时主要是指朝廷和黎民)有一定好处的声音也有,特别到唐宋以后,更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重商兴邦”的口号,但这种声音与前者相比,还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到晚明,传统的经济思想仍有强大的势力,“重本抑末”依然是政府的基本国策,有的地方还将其作为本地教化的一项重要内容[185]。然而,社会毕竟前进了,重视商业甚至推崇商业的已经大有人在,并逐渐汇聚成一股社会思潮。这可以以民间社会群体的行为为据,更多的则可从文人学士、甚至是士大夫笔端窥知。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对商业地位、价值的重新认识:工商皆本
 明中后期,士、农、手工业和自由职业者等社会各阶层人,纷纷从事或参与商业。时人以正德为界,称,“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186]从这一记载看,当时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从商是谋生正当职业这一观念,套用当时小说中的话,就是“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
商贾自身的观点是,经商乃与士、农、工等同为社会的重要职业:“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又如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业。”[187]“人生于世,非财无以资身,产治有恒,不商何以弘利。”[188] 商人们还将经商看作是人生除读书、科举以外的最佳选择:“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189]此观念在徽商中间尤其普遍。在一个有数子的徽商家庭中,他们往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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