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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

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有关。
国家盐业政策的变化,是使得一部分原来贩负行走的盐商改而坐镇一地的主要原因。弘治五年(1492年),叶淇变革盐法,实行“折色开中”,也即运司纳银制,盐商得以由原来的纳粟边境改为纳银运司,解除了原来组织商屯、守支和经常远涉的艰难。此后,政府还承认了盐商有委托他人凭引支盐和越场支盐的权利,又准许典当典卖盐引,也即盐引的转卖,从而引出了盐商中边商和内商的分化[140]。边商纳银取得盐引,不必直接参与盐的运销,他们中一部分人开始稳定于边镇,专门履行引商或粮商之责。而许多内商(其中以山陕、徽商集团最为庞大)则纷纷南下,向两淮、长芦、四川、福建及仁和、钱塘等浙江等主要产盐地麇集并落居,尤其是以居全国之冠的盐业集散地扬州为中心,积极扩大经营范围,逐渐垄断盐的运销。据隆庆年间任右佥都御史的庞尚鹏记:“广陵(扬州)当天下之中,俯视河东……财赋居天下之半”,“即如两淮盐商挟赀旅寄,多携其家,生长子弟……各省商人占籍州县者凡数百家,有祖宗坟墓,丘垅成行,已历数世于此,长子育孙,盖世为扬人矣。”[141]浙江衢、严二府地处浙、闽、皖、赣四省的交通要道,与徽州相近。徽休宁、歙等县许多行盐商人侨居此地,常山县中有名的即有“金浩……明万历间业鹾来常,卜居于观澜桥”;“许邦荣:……明万历年间业鹾遂家于邑东隅新街”;“吴国利……崇正(祯)间业鹾居邑,后迁于季村”;“王季光……明万历间以业鹾迁居邑城二十里江家村,九世孙(清代)桂芳入籍。”[142]等等。盐是明代的大宗商品,市场广阔,从业人员众多。国家盐业政策的改变,给许多盐商带来了改变原来生活方式和经营方式的契机,使他们有可能在大城市定居。同样,国家其他一些经济政策的改变,如赋役代银制、北部边饷银币化(这种改变都是随着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进步而作出的)等,也都为负贩行商们的落迁定居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总之,大批负贩行商从飘泊不定到落地安居的转变,有些负贩行商从商人队伍中的主力军变为辅助性质的辎重部队,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负贩行商作为商业从业人员中的一部分,始终是存在的。对于负贩行商个人来说,定居并不是他们必然或唯一的选择。他们中有的人会依然选择负贩;有的会因定居后资本的消长和商情的变化而重新回到行贩行列;有的则干脆离开商业领域,买地农耕或经营手工业作坊……对于这些现象,马克思的一段话能帮助我们加深理解: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上文“交往”马克思用commerce一词)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43]
这里“交往—commerce”一词,包括了贸易、交易之义。    
负贩行商定居化的趋向及实践,对其个人来说,是他们事业和生活质量的一个提升。他们可以借在异地侨居而摆脱故里土地的束缚和赋役负担;可以根据市场、利润、环境等选择居所,以进一步拓展他们的事业,追求舒适的生活和享受。如有不少大商人选择在大梁(河南开封之古称)居住,“大梁,北方一都会也。巨贾所聚,而山陕东西、大河南北,咸倚办市货财,以故巨贾每雄坐大梁,燕京、四省取足焉”[144];他们可以“坐列街市,日登垄断,窥时去取,贱买贵卖,获十分利,纳分毫之税”;他们还可以“乘坚策肥,冬温夏清,妻子无苦身之劳,饮食有兼羞之膳,四时有适体之服”[145]。
这种定居化趋向及实践,还带来了这样一种社会局面:即并非本地户籍的外来商人在全国大小城镇中成为城市居民的主体。
大都市乃“万国梯航鳞次毕集”,那里“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146],繁忙的市场的确需要众多固定商人来支撑。北京“一切工商胥吏肥润职业,悉付外省客民”[147]。“铺户,多四方辏集之人”,“多非土著,两县未易制也”[148]。南京“百物皆仰给于贸居,而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当铺,在正德前皆本京人开,今(晚明)与紬段铺、盐店皆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矣”[149]。“自大中桥而西,由淮清桥达于三山街、斗门桥以西,至三山门,又北自仓巷至冶城,转而东至内桥、大中街而止。京兆赤县之所弹压也,百货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驵侩,千百嘈  其中”[150]。新兴的工商城市苏州,“开张字号行铺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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