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城税关每年征收的落地商税，属于赋税中的杂税。并非所有运抵樊城的货物都要纳税，“凡货物到樊，虽落地，并不交易，贩运他方销售，抵岸时由行户开单报局挂号，盖用截记。临行时报局验明放行，概不纳税”（注：同治《襄阳县志》卷3《食货志·赋税·杂税》。）。与樊城同属大型市镇的沙市，其税收体制完备，财政功能异常醒目。明清时期，荆州府有4所榷关，均设在市镇。其中沙市即有2所，一在沙市界牌脑，叫中关；一在沙市石头厂下，叫东关。另外2所分别是：西关，在筲箕洼；北关，在草市河。沙市亦有药土税局和厘金总局。沙市厘金总局原设分卡百余处，皆赁住民舍。清同治七年（1868）及十年（1871）奉文裁撤，到光绪年间仅存7处分卡，即金龙寺卡、窑湾卡、太子口卡、太师渊卡、下河卡、上河卡、郝穴卡、松滋磨盘洲局、宜都局。另有所谓“洋棚”，系专门为外国轮船载运土货而设。据文献披露：“宜关洋棚，在沙市竹架子江岸。光绪二年，烟台会议准于湖北宜昌添设通商口岸，沙市作为轮船过载之埠，惟不准外国商民开设行栈。凡民船赴轮船拨运货物，非于厘卡挂号不得赴。其运往轮船之货，须呈验完厘券据，方准民船拨运。归巡道委员经理，厘金仍归厘局云”（注：光绪《荆州府志》卷10《建置志三·税局》。）。由此可见，洋棚之类仍属于厘金征收范畴。市镇的房地产亦属于市镇税收对象之一种，清季称为“店捐”。征之于史：
周礼：地征一为廛布。廛布之目有三（二？），一为民宅，一为市肆，其法见于载师、廛人、司关诸职。今海疆各租界亦有房间之捐，以其所入为修理道路及煤气灯、自来水、警察兵之用。现在各市镇均设警局，立巡兵，收店捐，以佐经费。是即周官廛布之法，取诸民者用诸民。古今如是，中外如是，凡我商民固当共守，担任赋税之义务也（注：光绪《建昌县乡土志》卷1《疆域志·市镇》。）。
三 乡村基层组织与市镇
明清时期中国的乡村基层组织十分完备，市镇与之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史称：“设城关以卫民，不可无乡村市廛以居之，是乡市亦建置之大者也。周礼五州为乡，设乡大夫以掌一乡之政令；五十里有市，设司市以掌一市之政令。今乡镇皆设保甲，或亦古之遗意也”（注：咸丰《应城县志》卷2《建置上·乡镇》。）。清光绪《南昌县志》卷4《方域志下》在论及市镇时明确指出：“平时之词讼保甲，寇盗时之团练，皆轸域于是焉。盖分土田，则以都图；严守望，则以市镇，其大较也。”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市镇的市场行为未能游离于乡村基层权力的社会控制范围之外。清光绪《沔阳州志》卷3《建置志·乡镇》明确指出：“自周礼有酂长、市司之设，而一乡一镇皆得以质剂平民，裕货源而通有无。沔地大物侈，四乡棋布星罗，而又南控大江，北控广汉，商贾辐辏，往来殷繁，百货殢鬻，乡镇之多甲于邻境。朝廷设有乡约、里正，以编保甲而稽赋册，亦大小相维，内外相制之一端也。”湖北黄冈县明代设有2个乡约所，一个在团风镇禅寂寺，一个在阳逻镇蓬莱寺。依清代保甲之法，黄冈县划分厢乡99区，市镇均列其中。清乾隆《武昌县志》卷2《建置志·镇市》言之尤详：“镇分于乡，而扼乎乡之要冲。市不尽设于镇，而足张乎镇之声势。邑之镇，今存其二：白浒，控制江黄，烽堞相望；金牛，领袖湖山，村鼓弗起，城邑倚重焉。市，则江南鱼米所在皆是。士行夷市，不足侈也。”湖北广济县的市镇与基层保甲权力系统关系密切。具体设置为：田家镇，乡约2名，保正1名，甲长4名；武穴镇，乡约2名，保正2名，甲长9名；龙坪镇，乡约2名，甲长6名；县市，乡约2名，保正1名，甲长3名（注：同治《广济县志》卷2《建置志·乡镇》引辛未县志。另据同治《永顺府志》卷3《风俗》载：“乾隆二十五年，知府张天如奉抚宪冯（讳）钤檄饬举行讲约之典，通饬四县：于城乡市镇人烟聚集处设讲约所，选择约正，按期讲约。嗣据永顺县册报，设讲约所二十处……”）。兹以江西南昌县为例，将市镇与保甲之关系列如表5。
表5 清季江西南昌县的市镇与保甲
资料来源：光绪《南昌县志》卷4《方域志下·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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