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所列市镇为15个，约占南昌县市镇总数的39.5％，说明市镇与地方基层权力之链接牢不可破。保甲与团练对乡村社会的监控对象虽然不以市镇为主，但对市镇的有效管理程度不可低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清方志的修纂者习惯于将市镇统于乡里。兹举清同治《彭泽县志》卷3《建置·保甲》之议论以证之，所谓“国家功令，最重保甲。列圣谕训煌煌，臣工奉行。凡一切政教之及民者，必于此是稽。……至于坊乡、市镇、都图，各地名目不一，而统之以保甲，则无不一者”‘另据清同治《瑞州府志》卷6《武备志·保甲》，对市镇与保甲之关系也言之凿凿，称“保甲，市镇设客长，棚民设棚长，均当堂报名具结，给与腰牌，稽查匪类逃人及违禁等事”。地方乡绅对市镇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设于市镇之宣讲所即为确证。如江西万载县之宣讲所，“在邑西八十里白水市下街。雍正十年知县汪详准将罗教杨子华磉岭遗庵改建，拨大枫凹、柳树冲田壹百伍拾把，为本乡绅士宣讲薪水之资，后被佃侵占。乾隆七年，绅士欧阳瑞、刘嵩等请复有案，将公宇移建今所”（注：同治《万载县志》卷8《公署》。）。
四 市镇中的牙行及牙人
牙行及牙人是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得以运转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惜文献记载太略。作为市场管理者，牙行及牙人穿梭于客商与本地货主之间，兼任中间商角色。牙行由本地商人设置，负责向客商介绍商品，撮合生意。湖南益阳县市场以竹木、谷米、纸笋为大宗商品，“本地所产，外客集焉”，本地商人“多开充牙行”，做居间买卖（注：嘉庆《益阳县志》卷9《风俗·工商》。）。也有例外，如武昌府之牙行多由外省商人把持。据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载，“至其廛肆牙侩、鱼米市魁、土木技艺、卜筮阴阳，多外籍”。通常情况下，牙行及牙人之多寡概与市镇兴衰成正比，诚如方志专家所称“市肆牙行专视远商之集否为盈虚”（注：道光《云梦县志略》卷1《舆地·风俗·业次》。）。表6所示，为清末民初湖北蒲圻县市镇的牙行情形。
表6 清末民初湖北蒲圻县市镇的牙行
资料来源：民国《蒲圻县乡土志》，蒲圻县教育局，1923年，第88—89页。
《蒲圻县乡土志》的撰述者称：“以行为业者谓之牙人。牙人必领牙帖，领帖营业，须指定地段货物。蒲圻物产殷富，商贩云集，需用经纪人颇多，而牙行以兴。”作为经纪人，牙行及牙人既是促成市场交易的媒介，又是妨碍市场有效运作的砂砾。“牙行利在分取用钱，尽人所知。其朋充顶替，则行商通弊。而弊之甚者，莫如茶业。晋粤诸商，每岁入山办茶，虽各有行户，然皆自行品论价格，经理收支，从无经纪人之设置。而行户徒拥虚名，自被此名。而茶商之大秤短平，及苛待男女劳动者与一切悖于良善风俗之行为，皆藉茶牙行名义以行之矣。”牙行之名固有被盗用之嫌，但其本身亦多有不检点之恶习，以致在诸多历史文献中牙行及牙人备受诋毁。清光绪《蕲水县志》载：“两镇（巴河镇、兰溪镇——引者）滨江，帆樯云集，巴河尤当水陆之冲，远方之货亦盈溢矣。然习气稍庞，而牙侩或蠹，则商民两病焉。”清同治《黔阳县志》称，商人“或有私立牙店，坐列估价以蠹乡贩者，必禁之”。该县之托口市“近时始有米牙，皆市猾藉帖伙充，咸以为不便，故力禁之”。又该县之新路市，“或有议充牙行者，市民大恐。官察知其不可，事寝，民深德之”。俗语谈虎色变，人们惧怕牙行如同瘟疫，可知牙行及牙人于市镇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大有害焉。湖南宁乡县文献对牙行经纪之事记载尤详，抄录于下，以资说明：
阜通货贿，利用舟楫，故大都会率滨于江河。宁邑河道仅可容刀，委折而行。土产无珍奇，所宝惟谷，所运惟米。运米之船分都立埠，惟四五都道林埠由建江达长沙；若附城埠（一二三都），丹溪、双市、赵市（三埠均一都），浪丝（二都），袁左（二三都），茅埠（七都），栾埠（六八九十都），八埠船通集于长沙之靖江（中出新康者十之一二）。外商贩米船亦驻于兹，凭行户交易。埠船初泊，各行户遣黠伙携参筒跃入船打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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