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點要提到行商為促進家族成員向上的社會流動而增加的費用。為了達到這方面的目的，行商應當積極地從事藝文活動、交結文人名士，並且培養子弟參與科舉考試。可是實際這樣做的行商並不多。與同時代的兩淮鹽商不同，廣東行商很少大規模地贊助藝文活動，也不曾造就出多位舉人或進士。事實上，由於大部分的行商很難維持超過本身這一代的經營，因此很少行商有餘力或餘暇去從事藝文活動與教育子弟。在四十七家行商中，只有同文行、同孚行、怡和行與天實行的成員在這方面略有表現。[16]這四家行商，除了天實行以外，都是經營情况極好的行商。

    要言之，行商對炫耀性的消費並不像一般想象的那麽熱中。相反地，有些行商，如怡和行的伍秉鑑，更因為他的儉樸而為人稱道。[17]因此，所謂行商為了彰顯己身或家人而揮霍無度，並不是事實，自然也不足以用來說明他們普遍經營困難的緣由。

影響行商財富的流失以致於周轉困難的最有力的傳統解釋是官府的剥削。事實上，這也確實是造成行商經營困難的一大因素。但是，官府的剥削究竟如何影響行商的經營能力，則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前述捐輸的花費由於行商已透過行用來支付，可以不論。可是有關官員(包括粤海關監督、廣東的地方官及各衙門胥吏)的榨取卻以個别的行商為對象，從而必須用行商個人的財產來支付。對於一個已經開業的行商，官吏們可以透過兩種方式向他們榨取金錢。其一是藉著將行商羅織到涉外的走私或刑事案件，造成他們種種的不方便與不安，迫使他們不得不花錢賄賂以求免。其二則是純粹的勒索。粤海關監督由於經常要賠補到任前在其他財税職務上對户部的欠項，對金錢的需要往往十分迫切。[18]他們又瞭解行商在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交易上有著巨額的利潤可得，因此時常强迫行商按照他們與英國公司交易的比例，每年交给監督一筆或多或少的金錢。以上兩種榨取加起來，整個行商團體在十八世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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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840年以前，同文行和同孚行的潘氏家族產生過兩位進士(潘有為、潘正常)、兩位舉人(潘正綿、潘正琛)。怡和行的伍氏家族雖然產生了三位舉人，但是除了伍元芳是自己考取的外，另兩名都是因為參與捐輸而由皇帝賞賜的。天實行的梁氏家族則出了一名進士梁綸機(及第後改名梁同新)。見《廣州府志》(1879版)41／15b～16a，18b；45／8b，11b，13a，14b；《番禺縣續志》(1871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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