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of Canton, pp. 29-30: "He (Houqua, 伍秉鑑) was a person of remarkably frugal habits ( as regards his style of living) from choice and from being of a feeble frame of body. "

    [18]  參考拙文《清代前期粤海關的利益分配》，《食貸月刊》11卷10期(1982年1月)，《清代中葉以後重要税差專由内務府包衣擔任的幾點解釋》，《第二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资料及服務中心，1983年。

葉以後，一年多達二三十萬兩。不過，粤海關監督也很明白“擇肥而噬”的道理，總是向有錢的行商要得多些，而向周轉困難的行商要得少些，甚至於放過那些極端困難的行商。[19]

以上粗略地檢討了行商的三大開支，包括了：(一)設施及家族的維持費；(二)所謂炫耀性的消費；(三)官吏的剥削。這三個項目加起來，除去已考慮在成本的部分不算，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每年平均約為600 000兩上下(參考表六)。同一時期整個行商團體可從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交易茶葉及毛料上，獲得相等規模甚至於更多的利潤。换言之，如果全體行商都將他們的交易限定在與英國公司買賣茶葉及毛料上，則其收支平衡應該不至於發生困難，而其營業應當可以維持下去才對。然而，事實卻與此相反。因為行商經手的交易對象與内容並不以東印度公司買賣的茶葉及毛料為限。行商所以必須擴大他們的營業範圍，則是受其資金的規模與周轉的能力的約束所致。下一節即將探討這個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

[19]  關於廣東地方官吏剥削行商的事實，詳细的討論見Kuo—tung Chén，The Insolvency of the Chinese Hong Merchants，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