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表七所示，十八世紀後期加人為行商的人，大抵原來就與行商的貿易有些關聯(如已開業行商的伙計、賬房或親戚；或者是依託於行商的無行照商人)；十九世紀前期成為行商的人士則原來差不多都是“鋪户”(店鋪老闆)、買辦或通事。由於這些行業都不可能創造大規模的利潤，因此這些人也不太可能從他們的舊行業中累積大量的資本。茲舉興泰行為例。興泰行行東嚴啓昌、嚴啓祥兄弟的資金來自其父親的遺產。他們的父親自十八世紀末年以來即在廣州開設了一家金店，與當時來華貿易的印度港脚商人(country traders)有不少生意上的來往。他在1820年代去世。到他去世時，他的金店已經營業了二三十年以上。然而他留給兩兄弟的遺產卻不過四萬兩左右。[21]這也就是嚴氏兄弟全部資金的來源了。

    行商能為預備開業所籌集的资金本已十分有限。這有限的資金在他們領取執照的時候又立刻被有關的官員(兩廣總督、廣東巡撫、粤海關監督)和其手下人强行取走了其中的一大部分。東印度公司的記録和其他有關的資料一再地提到每位行商在請領執照的時候都分别被榨取20 000至60 000兩不等的銀子。因此有不少行商一開始營業就缺乏可供周轉的資金，甚至於一開始就陷入負債的局面。[22]

等到行商真正開始營業以後，他很快地就面臨到需要現金周轉的壓力。這方面的現金需求包括了繳給政府的關税與捐翰、替已經破產的行商攤還的“夷債”、維持營運設施與家族生計的費用、官吏榨取的款項以及真正的商業周轉。在關税方面，粤海關每年的總税收在1783～1784年以前約為600 000兩，從那時候到十八世紀末約為1 000 000兩；十九世紀初年約為1 500 000兩。[23]這些關税雖然也包括了一部分廣東本地船舶海上貿易的税收，但是絕大部分仍是經過行商之手進出口的貿易關税。捐輸的數目每年多寡不一，攏總說來，自1773～1835年共被要求了5 085 000兩；平均每年全體行商要共同付出80000兩(參考表五)。在“夷債”方面，自1780年起，清廷要求全體行商承攤歷年破產行商負欠外國商人的債務(此即所謂的“夷債”)，行商即以收取行用的方式來支付。但是行用的收取是個别的行商從每筆交易中零星收集的，用來支付夷債時，如同支付捐輸的款項一樣，卻是要整批付出的。因此每次支付夷債時都對行商構成現金需求的壓力。自1780年到1843年，整個行商團體共負擔了7 846 000兩夷債，平均每年約80 000兩(參考表八)。至於設施及家族的維持費以及個别行商所需應付的官吏榨取，如前所述，全體行商每年共需付出600 000兩。以上所提及的關税、捐輸、夷債、維持設施及提供家族生計各項，都必須以現金支付。其總數在1760至1784年間，每年的需要約為1 000 000兩；1784～1800年間約為1 800 000兩；十九世紀上半葉約為2 300 000兩(參考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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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nonymous, The Chinese Security Merchants in Canton and Their Debts, p. 34;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66～67。

    [22]  萬成行的沐士方提供一個顯著的例子。他於1807年開業時被官方榨取了70 000元(約合50 000兩銀子)，於是一開業就處於負債的局面。見東印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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