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資金有限與周轉的困難，行商籌措現金的代價十分高昂，遠大於他們的可支配利潤(即商品交易的利潤减去營業設施及行商家族的維持費用，再减去官吏的榨取)，因此绝大多數的行商都免不了以破產終結。這種情形當時的中國人也看得很清楚。因此時代越往下走，就越少人肯當行商。十八世紀新任的行商尚有少數是出自自願的，十九世紀的新行商則差不多都是政府强迫為之了。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十八世紀的新行商大多原來即已從事中外貿易，而十九世紀的新手則多來自廣州城外的小商人或原先地位很低的通事、買辦之流了。

事實上行商除了不易賺錢外，行商個人或其經理人也常常遭受到官吏的人身騷擾。因此不但清白富實的人士不願意充當行商，就是僥幸能賺錢的少數行商也想急流勇退。而行商的子孫更視洋行之業為畏途。相反地，地方官則千方百計地想辦法來羅致稍有貲財的人士來擔任行商，而這些人一旦入其牢籠就設法不讓他們退出。義成行的葉上林可以說是唯一成功退休的例子。同文行的潘致祥雖然在1807年退休(為此他付出了500 000兩銀子的代價)，卻在1815年被迫另外開張了同孚行。當他於1820年去世時，他的長子潘正亨就設法規避政府的命令，拒絕繼任同孚行行商。潘正亨甚至說：“寧為一隻狗，不為行商之首。”[27]可見得拒绝的意志有多强烈了。可是他的幼弟潘正煒卻逃不了充當行商的命運。行商中最富有的伍秉鑑三番兩次地想要退休，都得不到官府的許可(他雖然在1826年時以900 000元或900 000兩的代價將官府注册的怡和行行商的名字改由他的兒子頂替，政府仍然要他負擔所有行商一切的責任)。他甚至說他願意把十分之八的財產(約21 000 000元)捐給政府，只要求政府允許他結束怡和行，安享他所餘下的十分之二的財產(約5 000 000元)。[28]他的願望未能實現。鴉片戰争期間，他的麻煩更多了。而他也已是個七十歲的老人丁。他寫信給一位遠在麻薩諸塞州的美國友人 J．P．Cushing說他若不是年紀太大，經不起漂洋過海的折騰，他實在十分想移居美國。[29]看來鼎鼎大名的伍浩官不但對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對整個中國的社會制度也失望了。

富有的人不肯當行商，當行商後幸而致富的人也不肯留在他的行業裏，因此政府只有强迫財力更差的人當行商。這些財力不足的人當了行商之後，自然要面對嚴重的周轉壓力。然而當事的政府官員不但没有協助他們解决財務上的困難，反而無止休地向他們榨取金錢，加深他們的困難。因此，對绝大多數的行商而言，破產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們一當行商的時候就已注定了。唯一的差别是能力稍强的拖得久些，能力差的早早就破產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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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東印度公司檔案，R／10／29，PP．233．234，1829／10／05；R／10／27，182I／03／15，無頁碼。

[28]  Ann B．White，“The Hang Merchants of Canton”．P．121．

    [29]  “Houqua’S Letterbook”(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所藏稿本)，no．33，伍秉鑑給 J．P．Cushing的信函，184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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