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使用的第二組原始材料為臺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宫中檔奏摺原件、軍機檔與外紀檔奏摺録副以及其他相關檔案。這些材料配合1930年代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清代文獻，如《史料旬刊》、《文獻叢编》、《清代外交史料》等等，可以補充一些英文资料所缺的訊息。

最後一項原始材料則為美國一些地方歷史學會及博物館所庋藏的商業書信與賬册。美國自1784年獨立成功後開始與中國直接貿易。該國的商人遺留下來許多寶貴的商業文書。這些文書不但保留了中美商人往來的史實，而且對於某些個别行商也不乏深入有趣的刻劃，對於瞭解行商的種種問題有很多助益。由於這類材料分别收藏在不同的地方，作者限於財力與時間未能逐一查閱，僅使用了麻州歷史學會(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所藏之各項檔案，並利用了該學會及沙崙(Salem，Massachusetts)的伊塞克斯文物館(Essex Institute)所出版的各種中國貿易(China Zrade)書信。不過由於沙崙與波士頓在鴉片戰争以前在中美貿易上的地位十分重要，本文所得利用的材料其實已具有很高的代表性了。其他一時未能參考的材料對本文的立論影響應是相當有限的。

二、行商經營困難的事實

根據以上各項資料，我們得知從1760年廣東行商成立“公行”開始到1843年行商制度廢止為止，前後共八十四年，共有四十七家洋行先後營業(參考表一)，這四十七家當中的三十七家在1771與1839年間陸續停業。平均不到兩年即有一家停止營業。停業的洋行中，有兩家是因為行商退休，有四家洋行停業的原因不明，有八家因能力不足或涉及官方認定的違法情事而被勒令歇業，另有三家因業主(行商)死亡，後繼無人而關閉。其餘的二十家洋行所以不能繼續營業，都是因為周轉不靈導致破產的結果(參考表二)。破產的洋行數目因此占停業行商的二分之一以上，而超過全部洋行的五分之二。事實上，除了業主退休的兩家洋行外，所有其他三十五位歇業的行商，在結束營業的時候，即使形式上没有破產，負債也都早已大過资產，繼續營業的可甜陸已微乎其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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