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汉口一带，还是无人居住的芦苇荒滩。明宪宗成化年间，汉水主河道在龟山之北形成，并由此入江。汉水故道淤塞，主河道移至龟山之北后，原先的汉阳一分为二，形成南、北两岸，南岸一侧仍称汉阳，北岸一侧则称之为“汉口”。嘉靖年间，汉口的人口增多，已有城镇居民区“坊”的出现，汉水口南岸有崇信坊，北岸则有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汉口也在此时正式设镇，并设置有汉口巡检司对市镇进行管理（注：按：汉口巡检司最初设置在汉水南岸的崇信坊，康熙年间始由南岸移至北岸。雍正五年，随着市镇规模的扩大，又将汉口巡检司分成仁义、礼智二分司。）。这标志着汉口镇的形成和初具规模（注：据乾隆《汉阳府志》卷12《汉阳县·乡镇》记载，嘉靖二十四年，汉口已有居民1395户。）。万历年间，湖广地区的漕粮均在汉口交兑，同时，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漕粮与淮盐的大额转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人集中、物资集散、贸易频繁，使汉口的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迅速发展，汉口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新的贸易中心（注：乾隆《汉阳府志》卷12《汉阳县·乡镇》。）。虽说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启、正（天启、崇祯）之际”（注：康熙《汉阳府志》卷1《舆地志》。），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不可能不对汉口的发展造成影响，汉口真正成为商业巨镇，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是与清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天下四聚”之说，也在这一时期盛行。《广阳杂记》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按：在该卷中，刘献廷多处记载了他的所见所闻。其记渡船之方便云：“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最捷而稳，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二文，值银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不过数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其记风景云：“汉口三元庵后有亭，曰快轩，轩后高柳数百株，平野空阔，渺然无际，西往汉阳诸山，苍翠欲滴。苏州江南风景秀丽，然输此平远矣。”其记洪山寺云：“洪山寺建于武昌东门外蛇山之麓。为明楚王所建。道场宏丽，为天下第一。照墙有碧琉璃交龙，壮丽晃耀。墙宇高峻，如都门西山诸梵刹制。”其记晴川阁云：“自铁门关西上，为龟山首，有楼巍然，曰晴川，与黄鹤对峙。……楼临江东向，轩豁开爽，远胜黄鹤。”）汉口在天下四聚中的地位尤其重要。汉口在这一时期的繁盛程度，从“汉口镇火”的侧面记述中亦可见一斑：“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毕秋帆尚书镇楚时，尝失火烧粮船一百余艘，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嘉庆十五年四月十日，镇上又失火，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不能扑灭。”（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4，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1—382页。）毕沅督楚，时在乾隆末年，“汉口镇火”所描述的是乾嘉年间的情况。乾隆初年的情况则有如下描述：

　　“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销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注：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户政》。）

　　从这里的描述来看，是时汉口的人口、商业、交通以及物价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都十分显著。所谓的汉口“六大行”也在这里被首次提出，而且“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各行业间的管理臻于完备，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了“六行最大”一词，“六行”之外，也还有其他的行业，“六大行”或后来的“八大行”之说，不过是概指。汉口的行业与商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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