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中心（注：日本学者根岸佶在《清国商业综览》中亦称：“从汉口沿长江而下至上海、华南、华北，以及逆汉水而上至陕西、甘肃，调出大量米谷来看，无疑汉口集散的米谷数量要比上海、芜湖多。”）。从国际贸易商埠方面来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汉口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虽已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而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已突破1亿两大关。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都有了数倍的增长。以致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1905、1906），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注：《民立报》，1911年3月4日。）武汉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一时期外商的大举进入也有密切的关系。据统计，1892年在汉的洋行数为45个，人数为374人，1901年洋行数为76个，人数为990人，1905年洋行数达到114个，人数达到2151人。除洋行外，还有许多外国商号。1905年，汉口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其中日商居首，有74家，英商57家，德商54家，美商22家，法商20家，俄商8家，丹商5家，比商、印商各3家，瑞商2家，葡商、菲商各1家（注：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28页。略有订正。）。
第二，汉口的近代民族工业起步，并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1890）、湖北枪炮厂（1890）、大冶铁矿（1890）、湖北织布局（1890）、汉阳铁厂机器厂（1892）、汉阳铁厂钢轨厂（1893）、湖北缫丝局（1894）、湖北纺纱局（1894）、湖北制麻局（1898）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注：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30页。）。张之洞的倡办实业，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第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一如端方在光绪三十年（1904）所奏：“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注：《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65页。）
第四，外国银行在汉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汉口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汉口开埠之前，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1861年英国汇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开外国银行在汉口开设分行之先河。此后以迄张之洞督鄂前，先后有英国麦加利银行（1863）、英国汇丰银行（1866）、英国有利银行（1866）、法国法兰西银行（1876）、英国丽如银行（1877）、英国阿加刺银行（1880）等在汉口开设分行。张之洞督鄂期间，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英国银行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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