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汉口小志·商业志》已经指出的：“汉口贸易年见繁盛，盖以运输便利也，此地为中国全国之中心，水路四通八达，……中国内地商务实以此地为要冲。”1949年出版的《武汉概况》也明白表述：“汉口为国内主要的物资集散城市，向有九省通衢的称号，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物产，都集中于汉口而为分配，九省需要物质亦经汉口取给。商圈的广大，国内很难找出第二处。”可以认为，明清时期商业的繁盛，主要是凭藉了这种条件。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期间商贸的扩大与国际性商埠的形成，也与此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当时的国际贸易以间接性贸易为主、以直接性贸易为辅，也是限于地势）。
第二，张之洞有能力、有魄力，得到清廷的信任和支持，能干他想干的事。换句话说，没有张之洞也就没有晚清汉口及湖北的发展。用“人来政兴”概括是贴切的（注：赵德馨、周秀鸾：《张之洞与湖北经济的崛起》，见《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华书局1999年版。）。1861年汉口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汉口开埠后，却没有像上海、广州、天津、南京那样发生显著的变化。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武汉竟没创办一家官办企业（1884年，湖北总督卞宝曾筹建湖北机器局，但胎死腹中），也没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即使是有传统优势的商业也无法与后来比拟。这显然不是历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实际上，关乎此点，时人已经注意到：“武昌无疑将成为中国极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自从张之洞调任湖广以后，已将他原来打算在广州进行的一些庞大建设计划全部移到了武昌。”（注：《捷报》，1890年7月11日。）近代汉口的发展滞后与经济的第一次腾飞视主政者为转移。
第三，制度创新是关键。所谓的全国范围的“晚清新政”或湖北一区的“湖北新政”都有一个制度创新问题。新的事业或社会经济的新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政治机制予以保证。张之洞任职两广时，即已筹谋“效西法图富强”的新政，只是没有督鄂时的力度大。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出于工作需要而设（注：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从新设机构的性质来说，属于教育、文化的机构3个，属于财政金融的机构5个，属于军警司法的机构6个，属于农工商及交通管理一类的机构最多，达23个。也明确标示出张之洞兴办实业的努力。有些机构的设置，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如1902年为推广新学制而设立的“学务处”，比清廷的有关规定早了一年多。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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