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汉口的兴盛，是以商业贸易为起始的。这首先得利于它的区位优势，时人有所谓“九省通衢”、“九省之会”、“七省要道”、“八达之衢”等代称或习称。在汉口未名之前，明代人已注意到湖北的区位优势：“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注：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嘉靖年间正式设立汉口镇后，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得以快速发展。即如方志所称：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所谓九省之会也”（注：民国《夏口县志》卷12《商务志》。更早的方志，如乾隆《汉阳府志》卷12亦称：“汉口一镇耳，而九州之货备至焉，其何故哉？盖以其所处之地势使然耳。武汉当九州之腹心，四方之孔道，贸迁有无者，皆于此相对代焉。故明盛于江夏之金沙洲，河徙而渐移于汉阳之汉口，至本朝而尽徙之。今之盛甲天下矣。夫汉镇非都会，非郡邑，而火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则使然耳。”）。“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繁剧”（注：民国《湖北通志》卷5《舆地志》。）。从此，湖北的大区位优势更彰显于汉口一地。此外，湖北及邻省的经济发展，也促成并加快了汉口的商业繁荣。

　　如上所述，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贸易是以粮食、食盐、棉花、棉布、茶叶、药材、竹木等为主干的。以粮食而论，是时，湖北及周边的湖南、四川等省的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所产之米粮下销江南、闽广各省，都要通过汉口转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注：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户政》。）。汉口成为米粮流转中心。以食盐而论，湖北、湖南向食淮盐，淮盐由仪征进入长江运至汉口，再由汉口分运湖北、湖南各府州县（注：参见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表9《汉口至各地转运分销里程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汉口是淮盐的重要转销口岸。以《淮鹾备要》所载两淮行湖广引数777200引，每引重量364斤计，每年由汉口转销的食盐大致在3亿斤左右，而回空盐船又载各色货物下行，从而形成循环往复的转运贸易体系。应该说，粮食、食盐等的大额贸易，是汉口进一步鼎盛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繁荣以及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使汉口成为内陆特大型的市镇和全国性的商品市场。这也就是康熙时的著名学者刘献廷所说的：“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汉口还只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性市镇，与国外也基本上没有商业往来，是时的汉口或武汉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内涵和特质。

二、汉口开埠：早期现代化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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