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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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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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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王应山：《闽都记》卷三《郡城东南隅》，求放心斋道光辛卯年重刻。
[28]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南北内》，四库全书本。
二 市舶宦官权势膨胀
正统以后，宦官“干与外事”，在朝架空内阁，把持国柄，操纵厂卫，提督京营，如边方镇守、经理内外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染等事，无处无之，形成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宦官权力体系。武宗继位，刘瑾擅权，打击异己，朝政败坏，史载：“瑾逐去不附己者，矫旨许进、马文升、刘大夏、赵事贤、张津奸邪朋党，为民。”[1]宦官还控制厂卫，开张皇店，监督征税等。
市舶宦官在这一时期权势大为扩张。有些市舶宦官升任本省镇守太监，有些兼掌其他地方官职，权势更加显赫。如弘治十年，福建市舶太监董让迁江西镇守；正德十四年，福建市舶太监尚春升御马监太监、福建镇守；嘉靖五年，福建市舶太监赵诚升福建镇守，都是很有势力的人物。
成化间，浙江市舶太监林槐获得提督海道的权力。嘉靖四年，提督浙江市舶司太监赖恩，“比例乞换敕谕，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调官军。”[2]虽然兵部和都给事中郑自璧皆上言反对，但有旨许之。
成化十一年，韦眷为广东市舶太监，兼“采造进奉品物”， 又任珠池太监；[3]二十三年（1487），韦眷插手盐政，奏请征广州东莞西湖等村各埠场鱼盐之税，“以备入贡之用”。[4]成化二十二年至弘治二年，韦眷以内官监太监兼任两广镇守太监，[5]成为集多种权力于一身的两广头号实权派人物。弘治八年卒于任所。韦眷操控对外贸易二十年，胡作非为，臭名昭著，是成弘间权势最大、为祸最烈的市舶太监。
嘉靖以前，浙江、福建还形成总镇太监管带市舶太监的“事例”。嘉靖八年（1529），广东巡抚都御史林富疏言：
若欲查照浙江、福建事例，归并总镇太监带管，似亦相应，但两广事情与他省不同，总镇太监驻扎梧州，若番舶到时，前诣广东省城，或久妨机务，所过地方，且多烦扰，引惹番商，因而辙至军门，不无有失大体。故臣愚以为不如令海道副使带管之便也。[6]
这段史料说明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宦官兼职情况有所不同。浙、闽市舶宦官往往由总镇太监管带，广东则委派专官，原因是两广总镇太监与两广总督驻梧州，市舶太监则驻广州，两地距离太远，不能相兼。
正统以后，贡舶贸易日趋萧条，主持其事的市舶太监无事可管，正如广东巡抚林富疏言：“先年番舶虽通，必三、四年方一次入贡，则是番舶未至之年，市舶太监徒守株而待，无所事事者也”。[7]相反，属于非法的商舶贸易日趋兴旺。两广当局面对紧迫的财政形势，默许商舶贸易发展，放松限制，大概在景泰初年，开始确立“收税则例”，开征市舶之税。正德四年，都御史陈金等提请对番舶抽分十分之三，得到户部同意，“将贵细解京，粗重变卖，留备军饷。”正德十二年降为十分之二。抽分制公开确立，成为“广中事例”的核心内容。[8]
番舶互市有利可图，引起市舶太监的垂涎，广东当局与市舶宦官的权利之争随之展开。正德四年（1509）三月乙未，市舶太监熊宣向朝廷提出要求兼理西洋诸国商舶抽分，结果为礼部所劾，斥其“妄揽事权”，熊宣被勒令回南京管事。[9]
正德五年七月，新任太监毕真援引所谓“熊宣旧例”，再次提出兼理商舶事务要求：
旧例泛海诸船俱市舶司专理，迩者许镇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书所载，例不当预。奏入，诏如熊宣旧例行。宣，先任市太监也，常以不预满剌加等国番船抽分，奏请兼理，为礼部所劾而罢。刘瑾私真，谬以为例云。[10]
这次争议由地方上升到中央，焦点在于商舶贸易税收。宦官方面认为商舶抽分不宜由镇巡三司兼管，而应由市舶太监专理；礼部以贡舶、商舶管理各有分工，贡舶属太监，商舶归地方，对商舶抽分市舶太监“例不当预”。当时刘瑾掌权，在他活动与支持下，武宗批准了毕真的要求。[11]市舶宦官取得胜利。
[1] 郭棐：《广东通志》卷三十八《郡县志·惠州府》，万历三十年刊本。
[2]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五《中官考》，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
[3]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八，成化十五年十二月辛未；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五十三《方向传》，道光二年刊本。
[4] 《明宪宗实录》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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