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裁撤市舶宦官

宦官势力的高涨引起朝野的抗争，统治集团从王朝统治、维护集团利益出发，在力量制衡上做了一些补救，压制宦官势力过度膨胀。如仁宗时内官马骐矫旨谕翰林院书敕，付骐复往交阯闸办金银珠香。本院官复奏，仁宗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闻渠前在交阯荼毒军民乎？交阯自此人归，一方如解倒悬，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独诏书不信，将坏大事。此人近在内间百方请求，左右为言再往当有利于国，朕悉不答。卿等宜识朕意。”乃至。[1]

宣德年间，内官袁琦、内使阮巨队往广东等处公干，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事觉，宣宗命凌迟琦，斩巨队等十人，因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宦官袁琦，以其自小随侍，颇称使令，升太监管事，辄敢恃恩纵肆欺罔，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往诸处，凌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动累万计，致吏民含冤无诉，归怨朝廷。虽方面风宪之官，皆畏惮之，不敢以闻。鬼神不容，发露其事，已悉寘极刑。……”[2]

一些正直不阿的地方官员，也惩办了一些不法宦官。成化、弘治间，广东市舶宦官韦眷等，先后受到广东布政使陈选、彭韶、番禺县知县高瑶等抵制，威势少杀。成化间，姜昂知宁波府，“中官以市舶至，怙势张甚，公与之抗，其人反愧服焉。”[3]正德六年，张津知宁波府事，时市舶太监“怙势不检，公以法绳之。”[4]

世宗即位后，鉴于正德间宦官擅权干政之祸，“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5]宦官嚣张气焰大为收敛。嘉靖八年（1529），用辅臣张孚敬及兵部胡世宁言，革各边各省镇守中官。[6]同年，广东巡抚都御史林富疏请裁撤广东市舶、珠池内官，理由可以归纳为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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