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代铜业的发展与铜产量

清朝入关后，陆续荡平各地的反抗势力，云南相继为南明永历帝和吴三桂占据成为反清基地，战争连绵。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清军进滇，云南境内的战乱平息。一方面，清王朝在云南留驻了大批绿营兵，需要军饷开支；另一方面，国内市场需要大量的货币以为市场交换之媒介。清王朝规定银一两兑换铜钱1000文，但由于铜币缺乏，当时实际市场上仅能兑780—800文（注：《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钱法》。），有时甚至更低。铜币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云南丰富的铜矿资源得到了开发。

康熙二十一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上了著名的“筹滇十议疏”，其中一疏《筹滇理财疏》提到了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最主要的就是“广鼓铸”和“开矿藏”（注：蔡毓荣：《筹滇理财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广鼓铸就是多铸钱以收余息（即现代所谓的铸币税），开矿藏则一方面可以抽受矿税，另一方面可资以鼓铸。关于矿税，开始占产品的20％，后来逐步调低到10％，但加上所谓的归公、养廉、损耗等，一般占到15％左右，但各厂不一。这一税额，对于地方财政，是不可小觑的一笔收入。康熙四十五年，云南全省各种矿税收入总计达81428两，较康熙二十年时增加了20倍。（注：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一一，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页。）这其中主要是铜矿和银矿的税收。康熙四十四年，总督贝和诺提出了“放本收铜”政策，低价垄断了铜的收购，加上官吏的所谓“陋规”勒索，云南的矿业生产出现了停滞。（注：参见张煜荣《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的兴衰》、常玲《清代云南的“放本收铜”政策》，《思想战线》1988年第2期。）

当时全国除了云南享受矿业开发的特殊政策外，对矿业都还没有开禁，全国范围内的解禁，要到乾隆朝的初年。（注：参看韦庆远《关于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载《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148页。）这个时候滇东北还隶属四川，主要是乌蒙、镇雄等土司管辖，已经改土归流的东川，土目在当地也还有很大的势力，如雍正六年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就奏称：“东川虽久改流，而六营长、九伙目，俱沿旧习，各踞一方。”（注：《清世宗实录》卷六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东川的汤丹等厂已经有所开采，但规模显然是不能和后来的开采相比，对环境也还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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