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矿所耗之物，主要有炭，用以炼矿为铜。油，供硐中照明之用。镶木，即硐中用以支撑的木料。铁，开矿用的工具。盐，用以和泥搪炉。树根，用于煅矿。（注：俱见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用”条，《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另有柴薪，除日用外，开矿时亦需用。在这些消耗中，最主要的是炭的消耗，每炼铜百斤，依矿石的品位高低和提炼的难易程度，需炭数百斤至千五六百斤不等，现在折中以1000斤计算。东川的炭价，在乾隆初年，每百斤炭价，在炭山上已是160文，驮到矿山的运费另计。后又加价20文。（注：廖瑛：《为公平酌分炭斤山价运脚一体永远遵办事》，载乾隆《东川府志》卷二○《艺文》。）按乾隆前期云南钱银比价，大致在一千一百五六十文左右。（注：吴大勋：《滇南闻见录》“钱价”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按：吴书所记钱价，我曾和档案中多项记载相校，是较准确的。）即以东川产铜铸钱较多钱价稍低计，1200文1两，每百斤炭价在炭山已是1钱3到1钱5左右了。而驮脚，我们参考官铜运价，每站每百斤在1钱到1钱2分之间，各厂不一。（注：可参阅《铜政便览》，《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则炭的运价约为每站每百斤1钱。运距以一站至两站计，则铜山炭价约在2钱5分至3钱5分之间，我们以3钱来算。同时期云南其他地区的铜厂应较滇东北地区的炭价为低。在乾隆二十一年总督爱必达奏称“炭每千斤价至七八两”（注：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署云贵总督爱必达奏，载《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4辑。），大概不是常例，可能专指运距较远的松炭的价格。到乾隆后期，由于柴山更远，炭价更有所上升，如当时楚雄香树坡厂的炭价“每百斤二钱六七分及三钱不等”（注：《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载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滇东北东川等地大厂密集，开采时间也长，炭山更远，价当更高。油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约当米价之半”（注：吴大勋：《滇南闻见录》“打厂”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其余姑略。

由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实行了一分通商的政策，且此年以后厂欠愈多。我们即以此年断限，分两段进行估算。

第一个时期，铜价以六两计算。但实际汤丹厂的铜成色最足，价亦最高，也是到乾隆二十一年才加到六两的。在乾隆十九年以前，汤丹厂官价不过五两一钱五分二毫三丝。其余各厂四五两至六两不等。（注：关于铜价，可径参考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之第四章第三节《铜价与厂欠》，第36—44页。）

厂民每生产百斤铜：上缴15.3％的税后，剩余84.7斤。按每百斤6两收购价，共收入5.082两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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