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严著据此数字来对清代云南的铜产量做的估算却值得商榷。严认为，云南全省的铜矿产量，应是上述所收官铜数（含抽收矿税和收买余铜，以供京局、省局和外省采买），“还应加入私卖和准予自卖的那一部分”，严将这一部分估计为10％（注：参看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第22页。）。这样，严估计的历年云南铜产量，即前述历年的官铜数除于90％。这一结论从严书出后，包括张煜荣、韦庆远在内，都基本采用了严的说法，无人对之提出质疑。应该说，严以官铜量来估算全部铜产量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十分之一的铜作为通商铜是从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的政策，然私铜问题从有官买政策以来就一直存在，也并不因通商铜的存在而消失，严仅将通商和私铜估计为10％来说，大大偏低了。我认为这个估计是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换一种方法，从铜业生产的成本入手，去讨论通商铜和私铜至少应占的份额，对解决这个问题更为有效。

关系到矿民（投资者）收益的生产成本，主要是几个大的方面：劳动力成本A；税率B；矿的品位C；采炼中的消耗D。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函数关系：

生产成本　H＝B（A＋D）/C

劳动力成本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劳动力工资A1，这一部分较复杂，各时期又有不同。我们姑按所谓的“亲身兄弟”“时常并无身工，得矿共分余利”（注：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0册。）的所得来算。这一部分一般是“至得矿时，与硐主四六分财”（注：吴大勋：《滇南闻见录》“打厂”条，《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即得到劳动产品的40％。劳动力所消耗的食物A2，其中米“日以一仓升计”（注：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

税率开始是20％，在乾隆初年降为10％。但另有归公铜、养廉铜、耗铜、损铜等杂色。以最大的厂汤丹为例，“每百年抽课十斤，归公铜三斤，养廉铜一斤，耗铜一斤”，此外捐铜三百五十斤抽一斤（注：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矿产》。），合计税率接近15.3％。虽然各厂税率略有不同，但我们以B为15.3％，不会出入太多。

矿的品位有高下，这是一个复杂的变数。有高者达20％—30％，如宁州狮子山一厂，初开时“存硔一百七十五万斤，约可煎铜四十余万斤”（注：云南巡抚李湖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奏，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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