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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高宗时期东南六路海盐政策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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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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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废
(江宁) 建炎3年(1129)2月 一度移越州;
建康 绍兴2年(1132）闰4月 长期保留
越州 建炎3年(1129) 建炎4年(1130)4 月部分移临安, 后废
临安 建炎4年(1130) 长期保留,称行在榷货务.
镇江 绍兴3年(1133)4月 绍兴5年(1135)部分移真州，长期保留
吉州 绍兴5年(1135)11月废罢
南渡以来的淮浙钞法，始定於建炎元年（1127）五、六月间，即真州设“措置茶盐司”并发卖盐钞以後。该司的提领官兼发运使梁扬祖，曾奉命“措置”东南茶盐法。他“措置就绪”的政策，大体上与蔡京政和钞法接近：“茶法，自政和以来，许商人赴官买引，即园户市茶，赴合同场称发。淮浙盐，则官给亭户本钱，诸州置仓，令商人买钞算请。每三百斤一袋，输钞钱十八千”（《要录》卷17）。关於“商人买钞算请”的方式，这年六月十六日和七月六日的敕令，都作了规定。六月十六日的敕令说：“真州钞引，止用见钱入纳。自今年七月五日为始。”（《宋会要·食货》32之20）该敕令还要求各盐场按对等的“分数”率支付真州新钞和汴京旧钞盐：“以十分为率，内拨五分，支真州钞；五分，在京钞。其每日所支盐，在京钞虽多，不得过日下合支真州之数。”（《宋会要·食货》25之31）七月六日的敕令，比六月十六日的规定稍事灵活：“若盐仓有客人，同日算请真州并在京钞，即合遵依各支五分指挥。如或其日无真州钞，只有在京钞算请之客，自合不限分数，算请京钞。”（《宋会要·食货》25之31）真州钞与在京钞的支盐“分数法”，实际上是对旧京钞的兑现能力作了限制——就淮浙盐仓每天的支盐量而论，旧京钞一般仅能兑现一半。尽管旧钞的使用，尚无法定的贴纳和对带条件，毕竟它们是被延期支兑了。
南宋淮浙钞法的初变，是暂“许淮浙盐入东京，每袋纳借路钱二千”，与该东北盐销区的海盐“相兼货卖”。当时金军已再度南下，“滨海盐道不通”，而宗泽领导的东京保卫战即将开始。这一政策，原由吴直夫倡议，後经户书黄潜厚另行规划，提出在“行在”交纳“借路钱”的条件，於建炎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确定。〔1〕
南宋初第二次改变钞法，是由淮浙盐仓滞支引起的——其中包括在京旧钞的积压，和支盐机构工作效率衰退等原因。这次改变，发生在建炎二年九月。其主要内容，是改革支盐机构和调整包装制度，即废弃政和以来的“州仓”法。关於这次改变，我们後面还要另说。
第三次改变淮浙钞法，在建炎三、四年。其内容，是对买钞手段的限制逐渐放宽。建炎三年（1129）十月二十五日的诏令，鼓励商人在越州买钞。其入纳手段，已不像真州那样只限於“见钱”，而包括“见钱或用金银”（《宋会要·食货》55之25）。只是，需办理“召保给据，及报榷货务都茶场籍记拘收”等手续（《宋会要·食货》26之7）。建炎四年（1130）五月十四日的规定，又一度允许商人在各地“从便入纳米斛”，按和籴价“出结公据”，然後，“执赴榷货务算请盐钞。”（《宋会要·食货》26之7）
第四次改变钞法，是从建炎四年起，一度开放福建、广南海盐和蜀井盐进入淮浙盐区；淮浙盐入东京的政策，则因“道路不通”而废止。前已述及，建炎四年正月，以孟太后和六宫为主的宋廷一部分逃往江西之际，虔州、越州先後出卖广钞和闽钞。二月间汴京失陷前后，“诸色人自京师带到钞引”，纷然聚往高宗驻跸的浙东盐仓场。於是，该月甲午（21）日，开始在越州办理浙钞换广钞的业务。其贴纳“通货钱”，比淮浙盐入东京的“借路钱”多一贯，即增纳3 贯（《宋会要·食货》25之34至25之36）绍兴二年九月，又放行夔州路大宁监盐进入湖北和京西（同上，26之2）。只是，所有进入淮浙盐区的广、蜀盐，均为弥补淮浙盐不足而用。一旦淮浙盐复通畅，这些外盐又停止行销。这类情况，曾不止一次地出现。
第五次改变钞法，是绍兴二年九月吕颐浩、张纯主持的改革。这次改革，内容比较广泛。就钞法而言，则主要是废弃对带法，改行贴纳法：“诏：淮浙盐，每袋令商人贴纳通货钱三千。已算请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陈，如私盐律。”（《要录》卷58）“通货钱”，本来是专为在淮浙盐区兼贩广盐而设立的，如今变成该盐区内普遍增添的一部分钞价——增长後的钞价，已为每袋21贯；而且，对业已支盐而尚未售尽的盐商，又是那样苛刻。所以，这则诏令一颁布，舆论便为之大哗。右谏议大夫徐俯上疏说：“立法太峻，於人情有未顺。恐天下之人谓陛下为利而不恤！”他建议考虑海道运盐之艰难，和商盐寄存等复杂情况，放宽期限，并允许以抵押盐货而纳息的办法，补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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