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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高宗时期东南六路海盐政策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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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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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369《刘世光传》）。这年十二月，有臣僚上札劾奏说：“通州递年支盐，约二十万袋。近来却有刘光世下统兵官乔仲福、王德下人兵，於本州沿江港汊内，公然泊船，计嘱江口镇巡检军兵，於亭户处以入钱先後，理为资次，收买私盐。伏望行下统兵官严行禁止。”（《宋会要·食货》26之19）《要录》也载录“言者论”说：“近浙西安抚大使司统制官乔仲福、王德市私盐，倣官袋，而用旧引货於池州，人不敢问。今岁缘此，支盐仅三万袋。有害钞法。”（《要录》卷61）每年20万袋的通州官盐，被他们盗贩得仅剩下3万袋。该年盗贩数量，竟达17万袋，或5100多万斤——臣僚这番劾奏，着实令人震惊。面对如此大案，吕颐浩为首的都省岂能装聋作哑？都省的批状，一方面强调盐利的重大干系，另一方面，要刘光世追查乔、王二将的责任：“奉圣旨，令刘光世限今来处分到日，立便勾追王德、乔仲福，取问辄违祖宗成法、侵夺朝廷盐利因依闻奏。仍仰光世，严加诫谕所部将佐，遵守条法，不得般贩私盐，侵夺客贩。务要觉察严密。如尚敢违戾，朝廷察探得知，取旨追摄正身，赴御史台根勘，重行贬窜。”（《宋会要·食货》26之19）顺便指出，“绍兴二年之冬，因大军所驻，常有兵卒於诸州军般贩百姓私盐”。（《宋会要·食货》26之17）对乔王二将的处置，又牵涉到驻军的防务是否稳固。在金人逼江的当儿，这自然是须格外慎重的事。〔3 〕不过，对与乔、王等人合作私贩的通州亭户，却不可轻饶。所以同一天，十二月八日（甲午），吕颐浩将从重打击亭户私贩的处置意见，交高宗书旨宣布：“奉圣旨……令尚书省出榜产盐场监告谕亭户，今後辄将煎到盐货冒法与私贩军兵、百姓交易，不以多寡，并杖脊配广南牢城！私买贩人，取旨行遣。仍不以赦降原减。”（《宋会要·食货》26之19至20）“不以多寡，并杖脊配广南”的重刑——後来被称为“甲午指挥”或“十二月八日指挥”，起初只是针对通州亭户的。但此刑一经公布，事情便扩大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淮东提举郭楫说：“非亭户而与军民交易者，未有明文。”“事下榷货务”，张纯回答说：“亦合一等科罪。”於是，吕颐浩奏淮高宗，在三月公布了“非亭户一等科罪指挥”——“所有亭户、非亭户煎盐与私贩，军人聚集般贩，及百姓依借军兵声势私贩，即依绍兴二年十二月八日指挥”。（《宋会要·食货》26之17）。
继“更淮南盐法”之後，浙东提刑司也要求“申明亭户盗卖刑名”，“断罪事理”。张纯说：上述十二月十八日刑律，“诸路亦合一体施行”。这回，吕颐浩“不复奏陈”，而直接以都省批状发下诸路：“诸路私煎盗卖盐，并依通州已得科罪”——或配广南，或拘押入狱，听候圣旨裁处，并一律虽赦不宥。（《要录》卷66）为了进一步打击私贩中那些有恃无恐的人物，刑寺还向榷货务索问旧章，查询有关品官、有荫子弟“不许兴贩”钞盐的规定——宣和三年以前对这些人家经营钞盐的限令，有可能被重新采用（《宋会要·食货》26之23）。
这就是吕颐浩与张纯峻治私盐的主要活动。吕、张修改的私盐律，比原“绍兴敕”及政和三年的私盐法更为苛酷。绍兴二年的盐法改革及其私盐重律的出笼，一方面反映了南宋初私盐的猖獗，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宋廷维护盐利的决心。就打击当时大规模的私贩来说，这场改革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既然张、吕改革私盐法，反映了朝廷同各种私贩势力——特别是同文武臣僚私贩势力的尖锐斗争，它遭到後者的强烈反抗，是不言而谕的。何况，绍兴二年的私盐律，也的确过於苛酷。改革进行一年以後，侍御史辛炳批评吕颐浩“不恭不忠，败坏法度。”接着，殿中侍御史常同，又罗列颐浩十大罪状，说他“循蔡京、王黼故辙，重立茶盐法，专为谋利”等等。於是，绍兴三年九月，吕颐浩不得不引疾辞职。（《要录》卷68）
常同在劾罢左相以後，又向高宗评议“私贩刑名太重”之事。高宗说，“凡举事不能有利无害，第当择利多害少者为之”。（《要录》卷69）张纯则请求高宗明令坚持新律。他指出：“访闻近有妄造言语，扇摇盐法之人，乞降黄榜约束。”九月甲戌以後，果然公布了坚持盐法的黄榜。（《要录》卷68）为了驳倒张纯并说服高宗放弃新法，常同列举了“甲午指挥”前的私盐律令——“私有盐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炼者，一两比二两”等。他认为这些律令，“刑名不为不重”。然而，绍兴二年九月以後，私盐罪“并不用荫原赦”，甚而“虽遇特恩不原”，其“行法之深乃至於此，可谓尽矣！”再说，不论多少，一概杖配广南的作法，只能是“一时禁止，非通行天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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