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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高宗时期东南六路海盐政策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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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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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之法”。而张纯以一堂吏的“鄙浅之见”，“附会去相之意”，竟敢用“批状”代替诏令，也太轻率！“自此法之行，州郡断配，日有之；破家荡产，不可胜计！”岭南又是险阻多乱之处，若再激起方腊、范汝为一类私贩暴动，难道利多於害吗？（《宋会要·食货》26之17、18《要录》卷69）
常同的论奏，转下户、刑部、大理寺讨论，刑部也开始指责——“不曾分别斤重数目”，未免“用法轻重不伦”，并建议恢复政和三年刑律。至于“私贩不用荫原赦”之令，除犯人抗拒捕捉、情节恶重者外，也酌情放宽（《宋会要·食货》26之17）。这时的户书黄叔敖，也站在常同一边。於是，绍兴三年10月壬辰，又恢复旧法：“诏自今犯私盐，并依绍兴敕断罪。如亭户、非亭户煎盐与私贩，及军人聚集、百姓依借军兵声势私贩，本犯不至徒者，配邻州。若罪至徒，即配千里。如系流罪，即刺配广南，内私贩拒捕之人，依政和指挥，不以赦降原减。其去年十二月甲午敕旨及今年六月辛丑尚书省批状指挥，勿行！”（《要录》卷69）
常同在论罢私盐重法的同时，又弹劾张纯“阴狡恣横，肆为不法”。其具体罪状，一是与都省户房官单知章、都茶场监官程庠“深相交结”，控制都省机构，“权分执政，势动中外；有违其意，立见祸患”。罪状之二，是在钞客少时“强抑交引铺户先次纳钱，给空名文钞；俟入纳拥并日，旋填姓名，出纳不公”。（《要录》卷69）这月己亥，张纯被罢去务场提举职务，并送大理寺治罪。同一天，曾为吕颐浩幕客的朝廷要员王庭秀、王冈，也引疾离职而去。两个月後，常同又对诸路监司大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揭露和打击。其中包括江西提盐章亿、浙西提盐张愿、浙东提盐郑侨年、广东提盐蔡向、广西提盐胡升、湖南提盐卢宗训、福建提盐李承迈等，共13名，统统加以撤换（《要录》卷71）。至第二年六月，户书兼提举榷货务黄叔敖也被罢职（《要录》卷77）。这时的枢相是徐俯——吕惠卿女婿，黄庭坚外甥；新任参相是赵鼎，而务场提举是郭川。为了稳定人心并保证朝廷盐利，赵鼎、郭川等人在绍兴四年七月间作了两件事：一是重新明确官吏家属贩盐的合法性，二是立法限制军队回易官盐。
官吏家属经营钞盐的政策，南宋以来一直沿袭宣和五年旧舊——“从来多是有官荫”的“豪富之家”，假立商人的名号，贩卖钞盐；“无阻节禁约明文”。只是，自刑寺向张纯“取会”不许他们贩盐的文件後，消息传开，不免惹人“疑惑，算请”者少。为此，七月四日重申了宣和旧章，以取信於人（《宋会要·食货》26之23）。至於“诸州及诸军回易官盐”的作法，则於7月14日由高宗降旨， 一律禁止：“自今辄回易官盐，并依私盐法，罪轻徒二年。”（《宋会要·食货》28之7）
南宋高宗後期对私盐的打击，似乎多注意鼓励捕获私盐的奖赏。绍兴二十七年六月的一道诏令，甚至宣布“命官捕获私茶盐，依赏给，各递增一等”。这一来，捕获私盐“全火（伙）七千斤，累及万斤”者“皆改京秩”。这种政策，引起许多臣僚的不满，“议者以为滥”。第二年正月，又取消了这类滥赏（《要录》卷177）。 五 优恤亭户与明州建场风波
在高宗朝的淮浙盐法中，对待亭户的优恤政策比较引人注目。尤其是绍兴前期，这一点更为突出。从建炎元年秋季以来，淮浙地区屡遭战乱。有些盐场几度沦丧，亭户大多逃散。淮浙海盐的减产，使高宗朝廷的财计蒙受不少损失。除暂时借用外路海盐、井盐略事弥补外，君臣们不得不留心於淮浙盐场的重建和新建——特别是招集亭户，重新恢复生产。优恤亭户政策的根由，即在於此。
南宋初优恤亭户的主要措施，大致不外三项：一是拨给钱物耕牛，或发放贷款，接济他们安排生活和生产。二是赦免逃亡亭户的罪责，并减轻归复亭户的赋役负担。三是预支一部分本钱，并提高盐产的徵购价格。
对亭户给予钱物支援的事，在南宋初比比皆是。其中较突出者，如绍兴元年浙西“量度借贷存恤”（《宋会要·食货》26之2）；绍兴三年淮东支散“修灶钱”，给牛，及“如遇阴雨或冬寒，本司支散钱接济”，并将这些措施“镂版”刻印，遍帖“於县镇乡村，分明晓示。”当时对归复亭户支钱米的标准是，上等户每户支钱40贯，中等35贯，下等30贯；“生添灶座，每二灶支修灶钱50贯”（《宋会要·食货》26之9）。向亭户预贷本钱的作法，已成为高宗朝初年的某种惯例。其偿还办法，是事後以盐折纳。所谓“亭户依法遇缺食或缺耕牛、柴本、动使之类，听将盐本钱借支应付，已有立定以盐折纳条限”，即系指此。这些形形色色的贷款，後来被称为“亭户七色借贷”（《宋会要·食货》26之31）。
赦免逃亡亭户罪责，包括一般情节的刑事犯罪。这类罪责，朝廷认为“累该赦宥”，特别是“被虏胁从，因而作过之人”。但地方官司，往往追究不已，“妨废盐作”。於是，诏令这些人限期“出首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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