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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市易法与政府购买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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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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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凡中都岁用百货，三司视库务所积丰约下其数诸路，诸路度风土所宜
及民产厚薄而率买，谓之科率。诸路用度非素蓄者，亦科率于民。然用有
缓急，物有轻重，故上方所须，轻者反重，贱者反贵，而民有受其弊者。[10]
科买所造成的“官私烦费”是多方面的。由于它在购买数量、交货时限上有硬性规定，带有浓厚的强制色彩，在价格上也多数取决于政府意志，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为贪官污吏苞苴为奸敲诈勒索开了方便之门，大都成为城乡百姓的沉重负担。又由于各级官府安排科买时，常不根据实际物产和供求状况，或求诸不产，或买于非时，为富商大贾操纵物价牟取暴利提供了机会，平白增加官府财政开支。
科买积弊已久，统治者也试图加以解决。如宋真宗强调应置场收购，不能摊派，若遇急需不得已而摊派时，应以中等以上民户为对象，不能科于贫民。天禧四年（1020）二月，“诏诸州合要黄糯米造酒及红花、紫草等，并逐时置场收市；如急须者，止得于中等已上物力户上量行均买，勿得抑配贫民。”[11]宋仁宗时，包拯也建议：“今后应系军需所用之物，并令三司预先计度，于出产州军置场收买。或非次急切须至配率者，亦乞勘会，各于出产路分，专委逐处长吏，于形势物力户内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亲自监纳。”[12]天圣六年（1028），龙图阁待制燕肃、直史馆康孝基等人还建议控制政府购买数量，“建言京师库务所积可给二年者，请勿复科买。”[13]这些措施或建议显然皆非治本之举。
王安石自变法伊始就着手致力于改革政府购买制度中的科买之弊，他所找到的办法是承包制，令程博文募人承包羊的供应进行试点，取得实效。熙宁三年（1070）五月，“制置条例司言：‘诸路科买上供羊，民间供备几倍。而河北榷场博买契丹羊，岁数万，路远抵京，则皆瘦恶耗死。屡更法不能止，公私岁费钱四十余万缗。近委著作佐郎程博文访利害。博文募屠户，以产业抵当，召人保任，官豫给钱，以时日限口数、斤重供羊。人多乐从，得以充足岁计。除供御膳及祠祭羊依旧别圈养栈外，仍更栈养羊常满三千为额，以备非常支用’。从之。博文所裁省冗费凡十之四，人甚以为便。”[14]
以程博文的成功经验为基础，市易务改革科买之弊的关键手段就是大规模推行承包制：
（熙宁）五年十二月一日，诏罢诸路上供科买。以提举在京市易务言：
上供荐席、黄芦之类六十色，凡系百余州供送，不胜科扰。乞计钱数，从
本务召人承揽，以便民也。[15]
《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39记载了一份市易务承包购买的一些上供物品清单，其中有总额，有分项，对采购品种、数量、产地等都做了具体安排，弥足珍贵，前人未曾引用，兹录于后：
结揽：市易司每年结揽三司住抛买炭、墨、席、枣木、荔支等，计一
百五十二万九千五百六斤挺领颗。
歙墨六百挺；
蒲席三万领，京东；
茧席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五领，京西；
甘草二千八百九十余斤，环州；
黄蓑席一万三千七十四领，京西；
枣木二万四千八百五斤，河北、京东；
桻叶六千九百四十七斤一十四两，京西；
乌梅六千二百五斤，洪州等处；
槐花六千二百零九十四斤，西京等；
黄芦一万七千七十五斤，金、商州；
篮靛二万五千六十七斤，河北、京东；
黄薜七千二百一十四斤，筠、房、金、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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