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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市易法与政府购买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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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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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炭九十三万九千八百秤；
乌李梅一万二千八百三十七斤半；
林檎片子八千九百三十斤；
杏梅片子一万八千七十三斤；
荔支旧二十万至二十五万颗，见每年承揽□□万颗；
龙眼二十万至三十万颗，见每年承揽三十万颗。
这份清单中的“结揽”一词与“承揽”意思相同，可以互用，皆为承包之意。清单列举的物品共计18种，注明了产地的涉及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江西等路，估计只是市易务承包的原“系百余州供送”的六十余种上供物品中的一部分。从“市易司每年结揽三司住抛买”这句话可知，这些物品原来是三司令各地购买的，现改为每年由市易务承包供应，三司就停止下达购买指令了。虽然我们不能确知这六十余种物资在科买上供的总量中占多大比重，仅从原来涉及的百余州来看，即可肯定其规模不小。因为元丰年间，宋朝共有府州军293处，[16]则百余州至少占了全国的1/3。
承包制，时人多称“买扑”或“扑买”，是宋朝非常流行的一种经营方式，诸如官营工商业、禁榷专卖、商税征收等领域都广泛实行私人承包。[17]但市易务承包上供物资购买显然与其他领域的承包颇有不同。
其一，其他领域的承包都是在政府与私人间直接进行的，例如私人向官府承包盐、酒的销售，承包政府的商税征收，承包矿产开采等，都属于官府把某种官营业务委托给私人经营。市易务乃是官办机构，本身属于政府部门，它承包上供物资的购买，实质是在官府与官府之间形成了委托与承包的关系。也就是从三司手上，把本来委托给地方官府承担的上供物资科买，转变为由市易务承包购买。相应地，其购买经费也划归市易务支配。如熙宁五年（1072）十月，“提举市易司言：‘晋州差衙前押进奉蒲萄，而晋非所出，尽买于太原。欲令在京计置，仍令泽州封桩价钱，听本司移用。’中书拟从其请，上批：‘蒲萄无用，更勿收买’。”[18]假若市易务真的承包了晋州的葡萄上供，晋州的购买经费就封桩于泽州，其支配权转移到市易务名下。
其二，在其他领域，私人从官府承包了某项事务的经营权之后，似乎没有再转包出去的，至少文献中未见此类记载。但市易务从三司承包购买任务之后，却明显地不是亲自从事经营，而是进行二次承包，“从本务召人承揽”，将其包揽的购买任务再转包给应募的商人。不仅上供物资如此，后面谈到的购买沿边军需粮草等亦是如此。
这样，市易务一身二任，既是承包商，又是发包方。而整个承包过程实际上也就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是三司与市易务之间结成委托承包关系，第二阶段才在市易务与商人之间构成委托承包关系。尽管最终结果仍然是私人承担了官营业务，但内部的层次关系却更加复杂化了。
第三，市易务招募商人承包政府消费物资购买，其具体的操作办法也与其他领域的承包制略有不同。其他领域，不管是承包商税，还是承包酒课、盐场、矿场，原则上都要具备个人自愿、有家产抵当或他人担保、确定承包课利数额、确定一定年限等要件。政府购买领域的承包，在这些内容之外较特别的一条是官府通常向承包者预付货款。如前引熙宁初年程博文招募商人承包羊的供应，“以产业抵当，召人保任，官豫给钱，以时日限口数、斤重供羊。”[19]另如《庆元条法事类》载：“诸供官之物，转运司预度出产处，计置价钱，下本州选官体访所产多寡约数，于要便处置场，作料次请钱，比市价量添价和买（物数少不须置场及就出产处者，临时相度），召人中卖。即愿先一年召保请钱认数中卖者听。”[20]可见提前招商、有人作保或财产抵押、确定数额、官府预付货款等，是政府购买领域承包制之通例。从后面的论述看，市易务的做法与此无多大出入。
第四，在自愿竞争的原则下，商人承包政府购买的供货时，其竞标的内容也与其他领域的承包不同。即，如果说在承包税务、酒坊场等场合，竞标者出的承包费越多越易取胜，那么在承包政府购买业务的情况下，竞标者要的承包费越少，也就是从官府获得的购买资金越少就越易取胜。这就是前引程博文招募商人承包羊的供应既能够“裁省冗费凡十之四”，又“人多乐从”、“人甚以为便”的机理所在。市易务通过推行承包制改革科买之弊，如果能够实现“省公私烦费”的改革目标，其奥秘亦无非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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