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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从“村坊制”到“城乡交相生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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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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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郭外宅和乡村非商户百姓的居宅。换句话说，城里百姓的郭内居宅和商产的居宅是要算作划分户等的资产的。另外一层意思讲牛不算作划分户等时的资产，但对其数量有限制：免作资产的牛数和受田户的丁数一致．开元二十二年的定户敕文，除对商户仍有职业上的歧视外。还显出乡村百姓与城郭百姓相区别的精神．但值得玩味的是，这里的“郭内非商户百姓”主要指哪些人呢?联系朝廷对其“郭外宅”不“将人货财数”的优待规定，不难推知，应主要是指城里的衣冠户。此外乡村百姓宅不算作资产的规定也对衣冠户有利。
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崩溃，相应的租庸调法也渐被两税法所代替．两税法的基本精神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在收税方式区分出“居者”和“不居者”，“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饶利。”[3](卷118“杨炎传”)两税法加强了对行商的征税力度，但在开始时并未对乡村民与城居民区分收税。但由于两税法与先前租调制以收实物的根本不同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随着李唐中后期财政支出对货币需求的加大，两税法实行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加强货币税收的比重．“钱”本属商业领域的东西，让主要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农民们用钱来交税，无疑是件困难的事。由此在朝野上下激发矛盾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一矛盾在宪宗时期表现尤为突出。 《唐会要》卷58“户部尚书”载：
元和五年(810年)二月，户部尚书李仁素准元和四年(809年)五月敕，厘定诸道州府应征留使、留州钱物色目，并带使州合送省钱，便充留州给用等。据诸道申报，除与敕文相当外，或称土宜不同，须重类会起置者。诸州府先配供军钱，回充送省，带使州府。先配送省钱，便留供军，則供军现钱，尽在带使州府，事颇偏併。宜令于管內州，据都征钱数，逐贯均配。其先不征见钱州郡，不在分配限。如坊郭户配见钱须多，乡村户配见钱须少，即但都配定见钱。一州数，任刺史于数内看百姓，稳便处置。其敕文不合减者，即准州所申为定额。如于敕內见钱外辄擅配一钱，及纳物不依送省中估，刺史、县令、录事参军，节级科贬焉。
这条资料也是现在发现的有关“乡村户”和“坊郭户”的最早记载．它明确使用“乡村户”与“坊郭户”的用语，已与开元时期使用“郭内百姓”仅指居住域的含义有了根本不同。 “乡村户”和“坊郭户”巳不仅是城乡居民的代称，其主要含义，更多地反映在其从事职业结构不同的区别上。从两税法加强对商人的征税力度也可看出，商人的力量正在加强．政府在加大对其剥夺的同时．也加大了其合法性，反映了其社会地位的提高，这也与开元时期对商人的歧视形成鲜明对比。从开元时期的“郭内百姓”变为“坊郭户”．并且“坊郭户配见钱须多”变化可知，“坊郭户”已成为城郭内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一个职业群体，并且“坊郭户”的群体还在进一步加大。穆宗时规定：“应属诸军、诸使、诸司人等，在村乡及坊市店铺经纪者，宜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到五代末， “坊郭户”的含义已基本变成城居平民的代称了．试举例以证：(后)晋少帝《收复青州赦文》言；“青州城市居人等，久经围困，颇是凋残，……委本道以食粮赈恤。所有城内屋税，特赦一年。”[6] (卷119穆宗《登极德音》)(后)周太祖《改定盐麴条法敕》载： “凡城郭人户系户税盐，并于城内请给。若外县镇郭下户，亦许将所请盐归家供食；……其郭下户或城外有庄田合并户税者，亦本处官预前分说，勿令逐步都请。”[6](卷123)这二例中的“城市居人”和“城郭人户”是指广大城镇平民，他们普遍成为政府的税户的事实不仅反映着“坊郭户”的内涵的扩大，而且还深刻地反映着“坊郭户”不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转化为一个工商业群体的代称。这一点到宋代更为明显。
上述对唐五代时期“乡村户”与“坊郭户”的出现原因及发展情况作了简单论述，它表明唐中后期，特别是两税法颁布以后，随着政府工商业政策的逐渐宽松，随之工商业者的社会处境也不断得到改善，工商业队伍不断得到壮大，这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经济方式迅速向工商业转化，从而使城市与乡村在经济功能上逐渐发生了分离，城市的政治优越性不断提升，相应的乡村的经济环境日益窘迫，政治地位也随之下降，到宋代城乡之间差距进一步拉大，以致出现了“城乡交相生养”说。 三、“城乡交相生养”
“城乡交相生养说”出自宋哲宗朝的殿中御史孙升之口，其言： “城郭、乡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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