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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从“村坊制”到“城乡交相生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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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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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之。”[7] (卷224神宗熙宁四年六月丁巳)神宗皇帝不明其中利害，只凭主观用事，认为“民供赋敛已重，坊郭及官户等不需减税”，但殊不知，这样只会遭到坊郭上户与官户的反抗，不仅不能使赋税增加，反而会减少。王安石深知其中奥妙，为保证税源的细水长流、源源不断，只能采取薄税长收之策。因为王安石深知，朝廷所需的是让坊郭户从口袋里掏钱，而不是使其破产；他用以柔克刚的欲擒故纵之法，显示了不小的威力。
宋代伴随着城乡分离的另一个事实是城乡差别加剧，农村残破、农民生活处境艰难和城市的繁华表象形成强烈对比．孙升言“城郭富则国富矣，……而差役之法生于乡村而不及于城郭，非不知城郭之人优逸而乡村之民苦也。夫平居无事之时，使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由之而不知乐之而不倦然。”[7] (卷394哲宗元祐二年正月辛巳)即是其反映．其实这种差别在唐末五代时就开始了。后蜀人杜光庭在其《录异记》卷2《异人》载： “洪州北界大王埠胡氏子，亡其名。胡家本贫，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气状殊伟。此子既生，家稍充给。农桑营赡，力渐丰足，乡里咸异之。其家令此子以舡载麦，泝流诣州市，……(于)穴中得钱数百万，弃麦载钱而归，由是其家益富，市置仆马，营饰服装。咸言此子有富，不欲久居村落，因令来往城市。”这反映出在那时人们的观念中城市应是富贵人居住的地方。此点与武则天时富有的工商业者不愿意迁居城市的观念形成巨大的反差，从而在深层次中体现着城市与乡村在经济方式、政治地位和社会功能上发生的深刻变化，到宋代这一变化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尽管无论是坊郭户还是乡村户，除了有在经济地位上的贫富之别外，在政治地位上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同为朝廷的税户，都屑“民”之列．但是随着封建王朝对财富势力的依赖性加强，经济上的贫富对政治地位的影响越来越大。城乡差别也就变得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富不同，而且还有政治地位的不同。
唐初的“村坊制”虽为以后的城乡分离作了铺垫，但实际上二者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李唐王朝建立后，吸取隋炀帝施政失败的教训，尊重当时的城村各居的事实，推行了村自村、城自城的以土断之的管理方法，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乡村户”与“坊郭户”的出现是真正意义上“城市”与“农村”生成的标志，其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国家财政对货币的大量需求所致．随着国家财政对货币需求量的不断增长，迫使政府逐步放宽商业政策，提升工商业者地位，从而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队伍的扩大，刺激了城市的发展。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城乡差别的出现并进一步拉大，宋代出现的“城乡交相生养”则是其具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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