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唐宋时期从“村坊制”到“城乡交相生养” |
 |
时间：2009-7-24 13:52:15 来源：不详
|
|
|
邻，五邻为保，递相检察，责以农桑。”[2](卷105“赋役门·劝课”)此论对唐代村坊制的性质和试推行的目的解说的甚为明了：你是土户还是侨户，一律以现在所居为准，在城的就在城里居住，在村的就在村里居住，并以此作为户籍登记的依据，不准再随便迁移了。并且在贞观十五年(640)以后，又在村和坊分别设“村正”和“坊正”，直接对村和坊管理，从而和乡里制、邻保制一起，有效地加强了对基层的控制．这其中有一个问题，隋初和唐初从大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来看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这从开皇和武德年间推行的各项政策也能看出来，但因何只在推行“村坊制”一点上有所不同?难道隋开皇年间的村落、城郭的现状跟唐武德年间有大的不同吗?对于此点，由于隋文帝的励精图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审视一下有隋一代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和唐武德、贞观时期相比基本是大同小异．因此可断定唐初推行“村坊制”的原因不会是由于社会的变化所引起的，这之中肯定有一个人为的直接原因，并且这个直接原因还一定出现在隋末．翻检一下《隋书》中隋炀帝后期的史料会发现有隋炀帝强迫村民迁居城郭的害民之举。《隋书》卷24《食货》中载：
是时(大业九年[613])百姓废业，屯集城郭，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韧，吏皆惧法，莫有赈救。同书卷4《炀帝本纪下》载：
大业十一年(615)二月庚午，诏曰：设险守固，著自前经；重门御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宁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战争，居人散逸，田畴无伍，郛郭不修，遂使游惰实繁，寇勒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內宴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济，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捕逃有司具为事条，务令得所。
隋炀帝的这些举措，是非常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的。城郭曾一度是人们居住的主要方式，但魏晋以来，由于社会长期动荡，城居的状况被打破，人们的居住方式呈现“村居”和“城居”两种情况。①特别是在北朝时期，通过推行均田制，有意识地加强了农民的村居形式。北魏、北周、隋代的均田令文中给“宅居地”的内容应值得注意。 《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太和九年，颁给天下民田。……诸民有新居者区，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 《隋书》卷24《食货志》载：“后周太祖作相，创制六官。……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已上，宅四亩，五口已上宅二亩。”“隋高祖登庸……及颁新令，……其园宅率三口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上述令文中，颁授“宅居地”与“田”的用词不同，涉及“田”时用“授”，而在“宅居地”上用“给”，“给”字内含着为新居和无宅农民无偿提供宅居地的精神，这一措施无疑达到了使农民“地著”的目的。依据隋代高穎“团貌”的方法，它不是使农民进居城郭，而是采用“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的聚居形式，这样便形成了“村”的居住形式。隋之所承为魏周齐遗风，因此北朝的状况应和隋大同小异．至于南朝，永嘉之乱后，中原百姓纷纷南迁，多以族居或乡居的形式形成了村落，关于此点史实极为明了无须赘言。由此而知隋炀帝时代无论是河东西还是江南北，村居甚为普遍。一旦居住地固定，村民便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意识，而隋炀帝无视这些客观事实，也不理解村民的情绪，而一意孤行，倒行逆施，最终使本就危机四伏的隋政权，扩大为更进一步的众叛亲离，加剧了其覆亡的进程。李唐代隋后，高祖李渊吸取隋亡之教训，采取了符合实际的“村坊制”形式，村自村，坊自坊，一律以现所居断之．
唐初实行“村坊制”除上述的直接原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背景：当时仍然强调的是“士农工商，四人各业”[3](卷48“食货上”)，特别是那时的工商业者尚不属自由民，他们都有别籍和士、农相区别。“工人”属官户，奴役的性质十分明显，商人有“市籍”也颇受社会歧视，商业活动也大都限制在城中的“市”内．因此，从经济方式上讲，那时并没有城市与乡村之分，城郭居民与村民一样地受田，一样的耕作。因此村民和城郭民之间没有后来所谓的城乡差别，村民也不愿意到城里居住。武则天时的官员徐坚《请停募关西户口疏》中载：“窃见关西户口，负募赴都。圣旨含宏，不言差送。是以乐住之色，数万余家。受使之人，苟徼
①相关论著参见宫川尚志、宫崎市定、谷川道雄前揭文。
劳效，务选高户，抑此陪都．然高产之位，田业已成，安土重迁，人之恒性。使者强送，绳缚进途。一人怨嗟，或伤和气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