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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共有制家族的形成与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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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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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息”③。与此同时，是大批城乡残破，中原数十州之地“民无耕织，千室之邑，不存一二，岁既凶荒，皆脍人而食，丧乱之酷，未之前闻”④。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大迁徙，文化交流在血泪交加的惨痛中大规模地进行着。迁徙的大方向是北人南流。
南迁者定居落籍的地点说明，江西是吸纳人口的重点地域。人口的机械增长促使人口自然增长更加迅猛。从唐元和至北宋初期(公元9至10世纪)，江南的苏州、温州、明州、虔州、吉州、袁州、抚州、歙州、潭州九处是人口增加最多的地区，都在三倍以上。其中虔、吉、袁、抚四州属江西，相当今天的赣南、吉安、宜春、抚州地区。北宋初期，全国诸州中户数超出十万的计五处，即开封、益州、宿州、吉州、洪州，江西占五分之二，优势仍然明显(见第622页附表)。
迁入者本是避乱而来的落难者，又因新来乍到，人地生疏，故此大多安家于冷僻的山乡。歙县的黄墩(一作篁村)，是北来者落足的中心地之一，也是继续深入南方的大中转站，婺源、德兴、乐平、浮梁诸县的洪、程、朱、张、汪等著姓，都是循此路线迁徙的。在唐末五代动乱的岁月里，洪氏，由黄墩迁乐平县岩前村，后来演成鄱阳洪皓、洪适、洪遵、洪迈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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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五代史》卷六一《世家总序》。
② 《新五代史》卷三○《史弘肇传》。
③ 《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二四《杂志一》，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④ 《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
陈氏，由淮南而泉州，由泉州隐入庐山，再深入德安县农村(今车桥乡)，成为著名的特大型“义门”家族；陆氏，由苏州而来，安家于抚州金溪县青田乡，日后即是理学名家的陆氏“义门”；张氏，由歙之黄墩入赣，选中德兴县山区安家，发展成张根、张焘大家族。迁入赣中吉州地区丘陵乡村的有长沙曾、冯翊严、洛阳张、曲阜孔、瀛州彭、钜鹿龙、汴梁尹、金陵刘、陈、萧、倪、王、会稽贺等族姓；深入赣南虔州广袤山乡的北来者，有山西古、长安杨、洛阳丘、彭城刘、沛国朱、博陵崔、陈留孙、颍川陈、浙江黎、廖等族姓①。
唐末以后庶民家族的发展，至少受四种因素驱动：其一，生存环境的实际要求。从战乱中迁来的人群，虽然得到了乡村的安静，却面临重新创业的艰难。他们与原有居民有生存竞争的利害冲突，逃难中所能携带的资财有限，先前构筑的社会网络已经破灭，为了恢复发展，他们选择了亲戚团聚而居的形式，于是出现了一族一村的居民聚落，有了兄弟数房不分家，三四代以上仍共灶的大户。在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里，团聚生活是乡民自我保护的有效组织形式，况且丘陵山区的地形环境又便利于防御守卫。所以，不仅是刚迁来的北方民户要聚居，那些土著居民同样会聚族而居。如庐陵县彭赶玗集乡里数千人，固守其中，“冶铁为兵，宰牛练楮为甲冑”，成为实力颇强的地方势力②。抚州乐安县朱氏，鉴于“大盗肆起，民转徙无所依”的时局，朱纶、朱绘兄弟率领族人，结寨于县北五十里的严陀(今湖溪乡境内)，“纶主寨事，分职守，立法制。……纶老，弟绘主之。子孙相继，自元和迄五季，百五十年，安居无羔”③。社会环境的逼迫，自然环境的适宜，使家族聚居的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应运而生；脱离烽镝的流浪迁徙者更需要这种亲缘与地域型的组织，谋求重振家园。
其二，传统习惯与思想观念的趋向。重视家族，是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内容。仅就唐朝而言，官修《氏族志》、《姓氏录》，郑重确立关陇士族的主导地位，又承认了山东士族的显要声望。安史大乱之后，牛李党争仍然将是否维持士族门第作一大论题。残酷而长期的战乱虽然给士族以毁灭性打击，但是宗法观念、家族情怀依旧存在，不因先人与故园的消失而泯灭。相反，境况的今昔对比，往往更令人思恋祖先，激以门第重光的欲望。朝代改名换姓了，而小农生产方式没有变，基本的价值观念没有变，封建的社会关系没有变。所以，当人们感叹士族衰亡、谱学不传的时候，有了苏洵、欧阳修的修谱理论与谱图样品来填充。他们的初衷，不仅是自家的“尊祖而贵宗”，还要矫正世弊。“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涍其祖，而谱遂大废。”为此，苏、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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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许怀林《唐末五代的北人南迁及其对江西的影响》，《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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